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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大街北平 于 2021-3-23 11:47 编辑
漫漫自学路(首发)
张店 韩卫东(大街北平)
我最初的学历是“初中毕业”。读初中的时候正是文革如火如荼的年代，没有正儿八经的学习，因而我们这一届被冠于了“带帽初中毕业生”这个称号。其意是对我们所拥有的这个“初中毕业生”的称号不太认可。这一点，我是基本认同的.我们的初中阶段，确实没有学到应有的学业，与真正的初中毕业生的确有不少的差距。故而，我自知之明的把“初中毕业”加了引号。
我最终的学历是大学专科毕业生。是我通过不断自学而取得的——从初中补习到电视高中再到高等教育自学考试。
我的学习经历即独特又艰难，其知识的提升主要靠的是自学，是十年坚持不懈的艰苦自学。那段经历奠定了我的人生，始终是我的自豪，让我镂骨铭心。
在我五岁半的时候，就上了小学。那是因为当时厂里幼儿园规模小，规定满五周岁就不允许进幼儿园了。同龄的孩子们都上了学,没有小朋友陪伴和玩耍很是孤单.母亲见我无人照料，舍弃的让人揪心，便领着我找了校长，求情道:孩子在家没人照料，连个玩的伙伴都没有,让他上学吧，能跟上就跟，跟不上就留级，权当是帮俺照料孩子。看到那鼻子邋遢灰头土脸的我，校长笑道：来上学也行，只是回去洗干净脸再把那开裆裤缝上。也许现在大家以为是笑话，但那时候五六岁孩子还开档实属正常。因为那时根本没有现今类似球衣毛裤保暖衣等方便易穿的服装让孩子们穿的。我们穿得衣服都是自家缝制的，那单裤棉裤都是又肥又长，挽在腰中（俗称挽腰裤），扎的腰带就是一根布条，这种布条腰带，孩子们经常结为死扣致使脱不下裤上厕所，将大小便拉尿在裤中时而有之。故为方便孩子们大小便，裤子只好留有开档直至能完全自理。 就这样我不到六岁便上了学。那是张店农药厂建厂后为解决子女上学刚刚建立起来的学校，其实就一个班，将职工所有到了学龄的孩子全部收入其中。学生参差不齐，有的六七岁，有的已八九岁，有的姊妹俩、兄弟俩也同在这个班中。我是班里的小不点，年龄还不足六岁，个子比同学们矮一大截，而且还是半路(已经开学一段时间了)插进去的。母亲的原意是打算让我留一级的，谁知我这个小不点还有点争气，竟没留级的一路跟下来直到小学毕业。
1966年，正当我们小学即将毕业时，那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学校停课了，一切秩序被打乱，我们也没法毕业了。而我们的下面的五年级将升为六年级（那时小学是六年制），于是，我们班就被称为了“七年级”滞留在学校。这也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一个特例吧。之后，大一些的同学跟着大人们去搞文化大革命了，大串联、写大字报、开批斗会，搞辩论甚至武斗。我年纪尚小，母亲怕我惹出事来，便将我送到了邹平的姥姥家。
在姥姥家待了近一年，我回了张店。一打听我们那个班的同学已各奔东西。有的下了乡，有的干了临时工，有的去了生产建设兵团，也有些则因父母是“黑五类”等问题随父母被遣送回老家等。我闲散在家无所事事，成天瞎玩乱逛，很让父母担忧。不久，有位同学对我说：咱们下面那个班级虽然小学毕业了，可还滞留在学校里，如果愿意上学，只要班里的红卫兵干部同意，就可跟着他们班上学,要不咱们去问问。于是，我俩找了班里的红卫兵干部，被批准“入学”，屈就于这个原本小我一级的班级重回了学校“学习”。 这学习这二字之所以用了引号，是说那时所谓的学习，其实就是瞎混胡闹而已。当时，班里成立了几个红卫兵组织，什么“红烂漫”、“征腐恶”、“延安兵团”、“抗大战斗队”等等，每天写大字报、出红卫兵战报、搞辩论、批斗老师或打闹玩耍等,没有上课的。1968年，学校开始逐步复课。这年的8月，农药厂子弟学校授批设立初中班，我们幸运的成了农药厂子弟学校第一批初中生。在二年的初中学习阶段，所坚持的方针是“复课闹革命”，学校的秩序尚未完全恢复。只是设了语文、数学、化学等几门课.没有正式课本，数学教课用的讲义是老师过去上学时的记录本,语文课则以<<老三篇>>,"报纸社论"等为主.老师惶惶终日并无心教课,应付差事敷衍了事。我们受“读书无用论”影响，不知学习的重要性，对学习不重视不刻苦。感兴趣的课就听，不感兴趣的课就在课堂上打打闹闹，老师“敢怒不敢言”，任其放任自流。1970年11月，我们初中毕业了。因为我们在初中基本没有学到应有的学业，而确实又上了初中，故我们这些人便拥有了也算是史无前例的“带帽初中生”这个称号了。 从五岁半到十六岁，十年多的学习，我只是取得了“带帽初中生”的学历，这便是我的上学经历。
1970年12月，初中毕业不久，我就业到张店化工厂（现在的蓝星东大）。那年我刚满十六岁，正是风华正茂且又顽皮、叛逆的年龄。进厂之后，先是在阴树脂车间干了五年操作工。平平淡淡，得过且过的，虽是调皮了些，但本质不坏，工作也尽心尽力，总体说得过去，与师傅、同事们相处的也好，大家都挺喜欢我的活泼顽皮的性格。那个年代,我们国家工业基础薄弱,生产工艺及设备装置落后,环境污染严重.“活性炭一身黑，保险粉不保险，阴阳树脂得肝炎。”这是当时张店化工厂的一句流行语，形象的说明了那时厂里生产环境的恶劣。尤其是我所在的阴树脂车间，主要生产原料有氯甲醚、苯、三甲胺等，是厂里生产条件最恶劣的岗位。投料放料等生产环节，都要带着防毒面具操作。既如此，依是被呛得咳嗽好一阵子才能缓过来劲。就是下了班，身上的气味亦是很大，有一股浓浓的鱼腥味（三甲胺气味）。有一次，我去百货大楼买东西，刚到柜台边，售货员就问：怎么这么腥？是不是来了打鱼的？刚刚工作了二年，职业查体时，结果是白血球偏低。为此休息了半个月，打了很长时间的针，进行调养。这样的状况让我很沮丧，迫切希望能改变这样的工作岗位和环境。
终于迎来了机遇。1975年12月，我调到了新建的苯乙烯车间，担任化验室班长，负责筹建车间化验室。这时的我随着年龄的增长，工作经历的磨练，逐渐的成熟起来，工作积极，上进心强，加入了共青团，是车间生产骨干。新建的苯乙烯车间化验室，采用的分析仪器设备比较先进复杂。如气象色谱、折光仪、空气测定仪等，这些先进的分析仪器都是厂里化验室从来没有的。在车间技术负责人王瑞梅(后成为厂总工)指导帮助下,我们边干边学，终于完成了化验室筹建任务,为生产装置顺利投产,做出了贡献.在安装调试这些仪器过程中，我开始深感到自身文化的浅薄、知识的不足。而77年高考的恢复，更像冬天里的一把火，燃烧起了我们那一代人学习的激情和欲望。期间，我调到厂政工科，成了专职团总支书记。我深知我们这一代年轻人是被耽误的一代，是缺乏文化的一代，不抓紧学习，必将会落伍于时代。在厂里的大力支持下，团总支开始组织厂里的年轻人学习文化，办起了文化学习培训班，利用业余时间进行文化培训。文化学习培训班受到年轻人的欢迎，参加踊跃，超过了一百多人。没有教室，我们就找了一间仓库当临时教室，用砖头和包装桶等当座位。条件虽不好，大家的学习热情却很高。记得当时首先聘请了关玉国（时任淄博日报记者）给我们讲授语文课。第一节课讲的内容至今记忆尤深。他以京剧《红灯记》为例，分析中国语法运用之精炼。“你是卖木梳的？”这句台词是“你是卖木梳的人吗？”的一词语的精炼；“有桃木的吗？”则是“有桃木的木梳吗？”之省略简化等等-----。虽然那时还没有课本和教材，我们却听得津津有味，认真听讲和记录。之后，随着国家对在职职工基础文化再教育的重视，采取了许多措施，以提高在职职工文化水平。特别是对我们这些文革期间的“带帽初中生”采取了初中文化补习考试措施。即通过系统的在职学习，对在职职工进行初中文化补习。经过统一考试合格，国家发放“初中结业证书”，认可你的初中学历。由此厂里适应形势需求，成立了教育科并办起了“厂办学校”，抽调了专职老师，采用脱产、半脱产和业余相结合的形式，组织辅导我们学习。在此期间，我通过几年的业余学习，终于通过了市里统一组织的“初中文化补习考试”，摘掉了“带帽初中生”的帽子，获得了国家认可的初中学历。
1983年，为了进一步提高再职教育水平，山东省职业高中开学了，利用电视进行授课，学员主要利用业余时间进行学习。我便马不停蹄的跟着电视开始学习高中文化课程。这里有个小插曲，那时我在厂计调科任副科长兼生产总调度，工作较忙，怕影响工作，开始我没报名职业高中。倒是三妹韩淑芬报了名，之后因一些原因要放弃，按规定放弃后不退还30元的报名费。我知道后，因舍不得放弃那30元的报名费（那时的30元可不是小数目，是大半个月的工资），就找了当时教育科的老师，想办法将我顶换了三妹韩淑芬的名额，报名上了电视职业高中。每天下班之后和周末（那时还没有双休日）我便跟着电视高中上课。当时我们住在单位的筒子楼宿舍，居住面积只有十几个平方米，女儿也只有二三岁。筒子楼居家颇多，家家相连，户户相依，相互之间大人们多好串门，孩子们则好聚众玩耍，倒是热闹的很，却难有安静的学习环境。下班后，为了防止邻居串门久待，我首先在书桌上铺满书本课本，以提示串门之人莫要久待影响我学习。我每天坚持跟着电视学习，只有学完当天的课程，做完当天的作业才吃晚饭。周末，我基本是放弃休息去参加辅导讲座。这样经过二年废寝忘食、雷打不动的艰苦学习，我终于顺利拿下了省职业高中毕业证书。这为我今后更好的学习奠定了基础。
1985年下半年，我趁热打铁又报名参加了全国自学考试（统计）专业的学习，向我梦寐以求的大专学历发起了冲锋。这是一场艰辛的拼搏，意志的考验。而我正是一个有意志的人，一个能坚持住的人，一个耐住寂寞的人，一个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人。在市化工系统一百多名学员中，我的年龄排在前三位（已三十多岁），且担任着厂计调科副科长及生产总调度的职务，工作十分忙碌，文化基础也差（学员大多数是正规学校的高中毕业生）。几次摸底考试，我的数学只得十几分。市区教育局、市自考办举办的多期学习辅导班都没机会参加，更没有机会参加那些脱产学习的培训。同学们包括我自己都担忧和怀疑能不能跟上课程进度，能不能坚持下来。但我坚信“勤能补拙”、坚持“笨鸟先飞”。在三年多的时间里，我几乎放弃了所有的休息时间，走火入魔般的学习、学习。在那狭窄的小院中，我面壁读书直至夜深；在拥挤的家中，我挥汗解题做作业；在野外的河边，我反复的背读着课文。在公交车上、在做饭的间隙中，甚至上厕所时都插空学一点。记得有一次，我边看着女儿边学习，不觉的入迷书中，突然传来女儿的哭喊声。我跑过去一看，女儿将头伸入路边绿化的铁围栏中，我费了很大功夫，才将女儿夹着的头拿出来。为此，妻子大发其火责备我。那时，住处狭挤，只有十三平方米,难得有安静的环境学习.幸喜的是我住楼头，用砖垒得一小院，这个不大的小院成了我学习的最佳场所。在小院中我几乎每天晚上都要面壁学习到晚上十一点以后。夏有蚊叮摇扇驱，秋深夜凉着厚衣，雷打不动坚持学，咬紧牙关不放松。几年中我几乎没看过电视，没有节假日、没有娱乐休闲，就连那习武十几年的爱好也完全放弃了。妻子则承担了几乎全部的家务，母亲帮我们照看孩子，使我有更多精力和时间学习。我就是这样勤奋的学习着、咬牙坚持着。每当疲倦极致时，便常以“头悬梁、锥刺股”、“闻鸡起舞”、“囊萤映雪”等励志故事来鞭策着自己。在家人的大力支持下，通过三年艰苦自学，1988年6月，在淄博化工系统一百多名学员中,只有四个人获得了首批全国自学考试统计专业大专证书，我是其中之一.我也成为了张店化工厂第一个通过自学考试取得大专学历的人。这让许多学友和工友大吃一惊不可思议。当他们看到我那一本本几乎翻烂的书本，当他们说起每天晚上我那小院的亮至半夜的灯光，当他们谈起我的艰辛付出，他们知道了我是理所应当的。在领取到大专毕业证书的那一刻，我流下了激动幸福的泪水。我终于实现了获取“大专学历”的梦想。
之后，我又参加了许多专业培训、职称培训以及省市党校的业余本科学习等。1998年获得了山东省委党校本科毕业证书，2000年获取了高级经济师资格。
我用了大约十年的时间，通过自身努力、艰苦自学，从一个“带帽初中生”到高中再到取得大专学历。实现了文化的提升，知识的提高，素质的升华，成为企业高层次管理人才，为企业的发展壮大做出了积极地贡献。正是“漫漫十年自学路，文化提升凭奋斗。千淘万漉虽辛苦，梅花香自雪尽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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