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花源记 第 二十章

曾德顺

第二十二章    聂娥娇



我叫聂娥娇。我家祖上是在常德城里开药行的。当年，在常德城里，提起百泰堂药行，妇孺皆知。百泰堂的朱砂深得顾客信赖，远销天津、上海、广州、香港。对于门市销售的药品，我祖父和我父亲在选料方面特别讲究，如天麻，要色白透明，如黄芪，要选用内蒙古的正路货。药物的处理，糖制，酒砂等，都是古法炮制，一丝不苟。如百泰堂自制的参茸丸，配方系用高丽野参和关东鹿茸，而其它药行制作的参茸丸，大多选用石柱参，西党参和南茸、西茸，原材料价格不及百泰堂的五分之一。又如百泰堂创制的“百泰虎骨酒”，制作更是费尽心机。先要将虎骨熬膏，然后用汾酒浸泡。汾酒购自湖北汉口的最大酒坊“李大有酒号”。李大有酒号卖给百泰堂的汾酒，酒质要比卖给其它药行的高十度。“百泰虎骨酒”驰名湘、黔、川。
百泰堂药行在经营上也与众不同。店面是三层牌楼的石库门面，店堂内高悬“天人共鉴”、“存心有天知”金字匾额，橱柜窗台陈列的药物琳琅满目，又配以风物说明，新颖别致。店堂内安置铁笼，笼中关有活虎，引得路人围观。到了冬季，店堂内更是当众杀活驴、活鹿来炖胶。
我祖父对我百般宠爱。自我懂事时起，祖父在百泰堂药行里坐堂应诊，总让我在一边旁听。收购药材时，他常把我带在身边，耐心地教我识别参、术、苓、草、归、芎、芍、地八大类主要药材。湘西、川、黔一带的药材商人把药材卖给百泰堂，百泰堂再把这些药材远销外省，称为“下货”生意。跟在祖父身边，我熟识了湘西、川、黔的各种名贵药材，如朱砂、水银、吴萸、虎骨，穿山甲、麝香等。
我祖父还经常亲自到野外去采集药物，每次外出，他总会带着我。跟着祖父，我走遍了常德地区的山山水水。
在澧县文庙的大成殿里，祖父指着供有“大成至圣先师孔子之神位”的灵牌对我说：“我的小娥姣呀，你天资聪慧，记忆超群，你要是个男孩，我一定好好供你读书。只可惜你是个女孩。孔夫子说：女子无才便是德。你以后读几年书，能识文断字就行。你从小跟着我尝遍百草，将来要是落难了，靠读书救不了你，行医问药或许能帮你度过难关。”
走进石门县的夹山寺，祖父告诉我：这里是闯王李自成的归隐地。他念起了墙上的诗：“捣碎乾坤惊日月，踏翻宇宙走雷霆。时来作恶天还怕，运去念经佛不灵。”
接着，祖父对我说：“人一辈子能不能过上好日子，关键还是靠时运。‘时运不齐，命运多舛；冯唐易老，李广难封。’像李自成这样的英雄，一辈子也没有风光几年。娥姣啊，人活一世，能过十年舒心的日子，那就是天大的幸运了。”
祖父拉着我的手说：“聂娥姣，你要记住：你现在过的就是衣食无忧的舒心日子，如果将来遭了难，你不要想不开，你要对自己说：‘我是享受过好日子的，现在吃点苦是应该的，有好多人一辈子都没有享受过好日子呢！’这样，你就没有什么想不开的了。”
来到桃源县的桃花源，祖父又对我感叹道：“只要有人群的地方，就免不了有纷争，世上没有世外桃源。”
在野外采草药时，看到山坡上的南瓜，祖父会牵起一根南瓜藤，对我说：“好水嫩的南瓜藤！把外面带刺的皮剥了，生吃起来味道也不错。”
我对南瓜不感兴趣，更不要说南瓜藤了。家里的餐桌上经常会有南瓜，我从来不吃南瓜。我最喜欢的一道菜，是沅水里捞起来的鲤鱼。
祖父又说：“南瓜藤一时吃不完，可以趁着它鲜嫩的时候，用几个大坛子把它们腌起来。到了秋天，地里的南瓜藤枯了，坛子里的南瓜藤还可以接着吃。”
春天的时候，棕榈树上会长出一种板状的嫩籽，祖父指着它对我说：“这种籽不甜不酸，苦中带一点涩，吃了不会坏肚子，闹饥荒时可以充饥。”
我心中暗想：“沅水里的鲤鱼鱼籽我都吃不完，我为什么要吃这种棕榈树籽呢？”
在枞树山里，祖父用锄头挖出了一种叫土茯苓的东西，他把这种粉红的土茯苓拿给我看，说：“生吃，或是煮熟了吃，味道都不错。”
我那时还小，不理解祖父的话，我家百泰堂撇开零售不说，光是做“下货”生意，一年获利就成千上万，难道我会有吃南瓜藤的日子？
后来的经历证明了我祖父是有先见之明的。
最初是川军在常德胁迫商民筹饷，把常德总商会会长绑起来作人质，商会不得不向商户分摊。有的商店弃店逃走，有的将妻室儿女的金银手饰拿出来抵交摊派。我们家不得不变卖桃源县老家的田土来交摊派款。
接着是土匪抢劫，绑架。从沅陵来的一伙土匪，不仅把我们百泰堂的现金洗劫一空，还把我父亲绑走了，让我祖父筹钱到沅陵赎人。
后来是日本飞机轰炸，百泰堂的大堂被炸垮，日本人还从飞机上投下了大量的大豆，高粱，麦子等谷物，以及一些零散的破棉絮，破布条，稻草。三四天后，街头巷尾出现了许多死老鼠，大家不以为然。几天后，鼠疫就开始在常德城蔓延了，我祖父和我的一个哥哥死于鼠疫。
日本人攻陷常德那一年，百泰堂百分之八十多的货物毁于战火，百泰堂差不多只剩下几幢房子了。我父亲在逃难路上被日本人打死了。
我二十岁时离开百泰堂，从常德城里嫁到了汉寿县蒋家嘴镇。我夫家姓蒋，在当地是大户人家。我丈夫黄埔军校五期毕业，在国民党军队中当营长，我跟着丈夫四处漂泊，生下了五个孩子。
解放前夕，我丈夫负伤了，我随他回到了汉寿县老家。土改那年，我夫家彻底破了产。划分成份时，村子里还是蒋姓的堂兄掌权，我夫家当时已经没有田产，只剩一栋老宅，按理应该划分中农。但是，这个掌权的堂兄出于一番好意，将我夫家划为破落地主，因为破落地主可以分到田土。
不过，他没有想到，这个“破落地主”的成份，以后会给我们一家带来终身的厄运，不仅让我担惊受怕一辈子，还危害到了我的子女。
很快，蒋家嘴土改时的打人杀人，就吓得我们晚上睡不着。
我丈夫从小在外面读书，后来又在外面当兵，他这个“破落地主”在当地没有民愤，更没有血债，我这个地主婆虽说是蒋家嘴的媳妇，但在那里住的日子并不多，与当地人无冤无仇。不过，我们还是惶惶不可终日，我们的五个孩子也整天躲在家里不敢出门。最后，我决定将全家迁往常德。
常德娘家没有我们的住处，百泰堂的房子已经被我的哥哥嫂子们占据了，我们只好在德山租一处房子住下来。但是，一家人生计没有着落。我丈夫身有伤病，再加上他面子薄，放不下架子，找不到事做。全家靠我四处行医糊口。后来我一狠心，把我的两个女儿放到穷人家去做了童养媳。
常德城里搞公私合营的时候，我靠着娘家的关系，进了中医院工作，分配在制药室上班。当时，我万分高兴，心想：“我一定要好好珍惜这份工作，再也不要去当游医了。”
有一天，我和几个职工正在制药室制药，忽然有几个人走了进来，其中一个人指着我手里的白芍说道：“呵，这白术看起来很地道啊。”
我纠正他说：“这不是白术，这是白芍。”
那个人怔了一下，说：“看起来明明就是白术嘛，怎么会是白芍呢？”
旁边有人向我使眼色，可我还是说：“白芍就是白芍，怎么能说成是白术呢？这是中药，不能混淆的。”
那个人笑了笑，说：“你呀，你真是内行人。看来，我是个外行。”说完，他走了出去，其他几个人也跟着走了出去。
我旁边的一个职工小声告诉我：“这个人是新来的中医院书记，你怎么能跟书记顶嘴呢？”
我满不在乎地说：“他说错了嘛。药可是人命关天的东西，出不得半点差错。”
没想到，从此以后，我经常处于紧张的人际关系之中，医院的领导经常在大会小会上含沙射影地批评我，医院的职工一个个见了我，脸上都会露出异样的神色。
后来，运动来了，我被勒令站在台上挨批斗，头上戴着一顶用报纸做的尖尖的高帽子，上面写着“地主婆”、“坏分子”。有人高呼口号：“这个国民党军官太太，反动军官家属，她不老老实实，我们就叫她灭亡！”
我的小女儿就站在台下陪斗。医院的职工在发言中，还把我小女儿牵扯进去了，她们说：“这个地主婆，以前四处当游医，赚了很多钱，她的女儿穿的都是丝绸衣服，从小过的就是资产阶级生活。”
后来，批斗会升级了，我在批斗会上被人打了耳光，嘴角流血了，我戴的高帽上写有“五类分子”这个新的封号。
我这个“五类分子”受到政府的管制，经常要到派出所去接受讯问。
在中医院过得很压抑，我干脆辞去了医院的工作。
这一年，我的丈夫去世了，撇下我一个人，带着三个孩子。我该怎么活呢？
我母亲看我处境艰难，就让我带着小女儿从租住的德山，搬到了百泰堂老宅。这老宅里住着好几户人家，他们都不欢迎我的到来，说什么“泼出去的水怎么往回流？”
我的嫂子天天指桑骂槐，希望把我和小女儿逼走。
在这个时候，我的小女儿又给我惹祸了。有一次，她把我的银饰盒拿出来玩。银饰盒里有一个玉镯子和一个金链子，邻居家的孩子看见了，就告诉了她家里人。她家里人就跑到派出所去举报，说我家里藏有黄金。
派出所的人跑来了，把百泰堂翻了个底朝天，也没有搜到任何值钱的东西。他们把我抓到派出所拷问了好几天，说我丈夫在国民党部队当营长，在蒋家嘴一定藏了不少黄金。
从派出所回来，我把小女儿狠狠打了一顿，扫帚都被我打断了。
百泰堂的亲戚们再次联合起来，威逼我母亲，要把我和小女儿赶走，说我这个地主婆“把百泰堂染黑了。”
我只好带着女儿搬了出来，重新开始租房住了。

曾德顺

第二十二章（2）

三年苦日子到来了。我在常德县农村四处当游医。到处都是饿得浮肿的人，我想起了祖父当年对我讲过的话。我开始吃南瓜藤，吃棕榈树籽，吃土茯苓，我还把这些东西带回来给我的儿女们吃。
我的大儿子在蒋家嘴造纸厂谋得了一份工作，他在那里谈了个女朋友，女朋友是贫下中农的女儿。我大儿子是地主子弟，能娶上贫下中农子弟，我认为这是天大的喜事。女方家邀请我这个未来的亲家去作客。
我到了蒋家嘴，大儿子带我去他女朋友家。没想到，大儿子却把我带到了我自己的婆家。
我问大儿子：“怎么把我带回自己家里来了？”
大儿子说：“这里以前是你的家，土改时，这栋房子被分给我现在的岳父了，所以，这里现在不是你的家，是你亲家的家了。”
走到老屋前的沅江边，看着这栋气派的老宅，我的心情就像沅江水一样不平静。我想：“三十多年前，我这个常德城里百泰堂的千金小姐，就是坐着花轿嫁进了这栋房子里的呀。那时候，我是这栋房的女主人，我在这里侍奉公婆，在这里生下了五个孩子。现在，丈夫死了，两个女儿也送人了，我自己居无定所，无家可归。自家的房子怎么就成了别人的呢？”
我的亲家知道我曾是这栋房子的主人，可他们接待我时，丝毫也没有不安和尴尬，心安理得地以主人的身份招呼我。亲家公笑嘻嘻的，两颗暴牙露在外面。我想：“当年，他大概就是凭着这两颗暴牙，把我的老宅挖走的吧。”
我的大儿子看出了我的心思，他在我耳边悄悄说：“我选择跟这户人家结亲，目的就是要把我家的房子夺回来。”

上山下乡运动开始了。
居委会的陈主任每天到我家训话，要我小女儿下乡。我小女儿躲了起来。陈主任找我要人。我不交人，她就收缴了我家的购粮证，停止了我家的口粮供应。这一招最狠毒。没办法，我小女儿只好下乡了。她到桃源县的菖蒲公社插队落户。
不久，我得到了一个新的封号，叫二十一种人。常德城里的游街，示众，每一次都少不了我。城里十天一次戒严。每次戒严之前，都要把二十一种人从睡梦中拖出来，集中关押，不准交头接耳，不准乱说乱动。
在屋里蹲了一夜，第二天开始游街示众，脖子上挂一块大牌子，上面写明各人的身份：地主婆，反革命，牛鬼蛇神，孝子贤孙……男人头上戴一顶高帽子，画上鬼脸，女人们被剪成了阴阳头。
我们这些人被绑着双手，用一根长绳子串成一行，在大街上示众。冬天，我们打着赤脚，走在铺着薄冰的路上，脚板钻心般疼。夏天，头顶烈日，打着赤脚，走在半融化的柏油路上，脚下发出吧哒吧哒的声音，脚板上的皮被一块一块扯了下来。
由于二十多个小时水米未进，有好几次，我晕倒在地。围观的人群中，有人讪笑说：“看哪，这不是当年百泰堂的千金小姐吗？她现在怎么成了这个样子？”
后来不搞游行示众了，来了一个新运动，叫遣送回原籍。我这个土生土长的常德人不能在常德呆了，作为二十一种人，我被遣送回我的婆家———汉寿县蒋家嘴镇。这里本是我的家。土改时，因为害怕，我离开了这里，如今，我又被强行遣送回到了这里。
这里已经没有我的住处，我只能住在生产队的牛栏里。社员们见了我，都说：“还乡团又回来了。”
我的亲家公对我说：“你又跑回来干什么？想反攻倒算？还是惦记着你家的房子？”
隔三岔五地召开斗争大会。我同这里的人，或多或少都沾亲带故，可开起会来，这些族亲们一点也不手软。
有一次，在斗争会上，我亲家公对社员们说：“这个地主婆这一次回家，是来找她公公埋在地下的变天帐的，谁分了她的田，谁分了她的房，她将来都会要跟我们算总帐的。”
大家听了，一拥而上，把我按倒在地，一阵拳打脚踢。我亲家母从茅厕里舀来了一端子大粪，笑嘻嘻地对我说：“这大粪是你当年住这里时留下的，你把它吃回去吧。”
我不吃大粪，死死咬紧牙关。有人跑回家，拿来了火钳，撬开了我的嘴，把大粪灌进了我的嘴里……
散会后，我独自到沅江边去漱口。望着滔滔沅江水，我真想跳进江里一死了之。这时，我想起了祖父对我说过的话：“娥姣呀，你是享受过十年好日子的，以后吃点苦受点委屈也是应该的。”
我要活下去。
但不能呆在蒋家嘴这个地方了。
我开始逃亡，一边逃亡一打听，看看哪里有合适的人家，我要找个成份好的人家重新嫁人。最后，我逃到了军山铺公社，在一户瞎了一只眼睛的独眼龙贫农家里安了家。
没想到，我在这个独眼龙家里还是不得安生。只要喝了酒，独眼龙就会把我按在地上，一只脚踩在我身上，笑嘻嘻地对我说：“听说你原来是常德城里的富家千金？真是脱了毛的凤凰不如鸡。想当年，我家里也有八十多亩水田，都被我赌博输光啦，我现在成了贫农。我们家里有两个阶级，阶级斗争不留死角，我家里也要搞阶级斗争！你这个地主阶级不许乱说乱动，必须乖乖听我这个贫农阶级的摆布。”
我最怕他喝酒，喝了酒，他什么稀奇古怪的事都干得出来，比如，他会骑在我身上，一边用竹枝抽打我，一边喊道：“快跑！快马加鞭！”……
唉，这样的日子何时才是尽头呢？
我再次决定逃跑。为了不让这个独眼龙找到我，我想我不能再在汉寿县呆了，我跑到了我小女儿插队的地方。

我小女儿插队的菖蒲公社，是一个很偏僻的地方。一条石板小路弯弯曲曲，环绕着这个小山村，三面都是高山，平时，外人很少到这里来，这里的人也难得到外面去。村前破庙的墙上，留下的还是当年土改时的标语。我想，躲在这个地方应该是安全的吧。
我住在我小女儿家。我小女儿家的隔壁也住着一位知青，这位知青的老娘被遣送到了这里。我不认识这个女人，也不想跟她多说话。没想到，第二天，她主动跑来同我聊天。
她说：“你不认识我，我可认识你。你不就是百泰堂的吗？哎呀，那个时候，你可不得了哟，在上学路上，我同几个小伙伴，远远地跟在你后面走。你一路走，一路剥糖果吃，把糖果纸随手往地上扔。我们几个悄悄把它们捡起来，贴在嘴边，舔那上面的甜味。哎呀，我现在还能闻到那股浓浓的奶香味呢。我们眼红得要死呢。只有百泰堂的千金，才能吃得起这么高级的糖果。你那个时候啊，走路时，头昂得高高的，对旁人看都懒得看一眼，哪里会晓得有人捡你的糖果纸来舔呢？”
我一点也记不起吃糖果的事了。
她又说：“我们家那时也是开药行呢。你还记得吗？你父亲当年把其它几家药行的参茸等名贵药材买去，摆在百泰堂的玻璃橱柜里，标明售价，让顾客明白你们的售价比我们家药行的价格便宜。哎呀，你父亲这一招好毒啊，把我家药行的生意都抢光啦……”
这件事我倒是有印象。我记得祖父曾经劝阻过父亲，但我父亲坚持要这样做。
我在小女儿那里没住两天，渐渐地，我感到情况有些不妙。生产队的知青，原来见了我都热情打招呼，现在见了我都不理我了。生产队的社员见了我，也像见了怪物一样。我小女儿也问我：“妈，我外公是不是发过国难财？”
我莫名其妙：“什么国难财？”
我小女儿说：“这里的人私下里议论，说我外公在常德滨湖地区发洪水的那一年，故意抬高价格，售卖百泰堂研制的散疫丹，发了一笔横财。还有，我外公的百泰堂药行被顾客称为‘漆黑店’，卖劣质药材害死过人……”
这真是天大的冤枉！民国二十年，洞庭湖滨洪水泛滥成灾，时疫流行，我祖父派出店员，深入灾民家里，免费赠送“散疫丹”。同时，还把药送到各慈善堂，让他们代我们广为散发，不取分文，救了不少人的命。这在当年，是常德城里人人称颂的一件善举，现在怎么成了发国难财呢？
很快，大队民兵开始找上门来，问我丈夫是不是因为罪大恶极而被人民政府处决了？
我的胸口又开始怦怦跳了起来，我知道，这一切都是隔壁那个婆娘造的谣。可是，我现在就是有十张嘴也说不清呀。
第二天清早，我小女儿到田里出工去了，我还在床上睡觉，房里忽然闯进了几个孩子，每人手里拿着一根竹条，朝我的床上抽打，一边喊道：“地主婆，睡懒觉，剥削人，罪难饶，打死你这个黄世仁！打死你这个彭霸天！打死你这个南霸天！……”
当天下午，阶级斗争现场会就在田间举行。生产队强令我挂上一块木牌，跪在水田里。
我一直跪到天快黑。
生产队长恶狠狠地对我说：“你女儿不听话，嘴巴比刘胡兰还能说。我好心劝她嫁给我侄子，她竟然嫌我侄子文化低！哼！斗争大会明天接着开，一直开到你女儿答应嫁给我侄子为止……”
我知道我不能再在这里呆下去了。等天一黑，我就开始逃跑了。菖蒲那个地方的山真多。我翻过一座山，又翻过一座山。我在黑暗中跌跌撞撞地跑着，半夜里，我迷了路，在大山里转来转去，又累又饿。实在走不动了，我就靠着一棵大树坐着。无名鸟发出一声声疹人的叫声。
我想：“会不会有狼过来呢？”
我又想：“唉，叫狼吃了正好，反正这个世界没有我的容身之处。”我很快就睡着了。
第二天天亮以后，我又开始继续逃亡。我也不知道自己要逃到哪里去。哪里偏僻，我就往哪里躲。有时睡在山洞里，有时睡在社员的屋檐下。饿了就跟好心人讨红薯吃，或是在山野采些野果。遇到有病人的人家，我会帮病人看病。病人的家人为了答谢我，会给我一小包大米，或是几个红薯，几个包谷，甚至会留我在他们家里住一晚。
有时遇到民兵查证明，他们会把我抓去关几天，最后又只好把我这个老婆子放了出来。出来后，我又继续流浪，我渐渐适应了这样的生活，我再也没有想过要回常德。在桥下的涵洞里，我睡得比在常德城里还要安稳。
一年又一年过去了。
有一次，我流浪到了安乡县安全公社。在长乐大队，有一位老婆婆，头和腰都无法伸直，身子长年蜷缩着，我拿出随手带的不锈钢针，给她扎了唇中、三阴交、肾玉这三个穴位，病人很快就可以站起来了。
一个十多岁的姑娘，乳房糜烂。我采来芙蓉花，捣碎后敷在她的患处。不久，这个姑娘的乳房就好了。
在榆树生产队，有一个妇女牙疼得睡不着。我就到田野里去捉来几只癞蛤蟆，用刀刮它们的眉棱处，那里会渗出少许桔黄色的浆液。我把这些浆液收集在酒盅里，再把浆液晒干，制成了蟾蜍酥。我把蟾蜍酥放进那个妇女的牙洞里，那个妇女的牙就不再疼了。
我在安全公社有了名气，许多社员都来找我看病。从社员的口中，我得知这里有个朝鲜女人，她患气管炎好多年了。他们问我敢不敢给她看病。
我问：“为什么不敢给她治病？”
他们说：“这个朝鲜女人是个女特务。”
又有人说：“其实她在日军中当过慰安妇，是个婊子。”
这个朝鲜女人引起了我的强烈兴趣，我找到她家，发现她同安全公社本地女人并没有什么区别。她个子娇小，头发花白，慈眉善目，完全不像四十多岁的女人。她说安乡话跟当地人说得一样。
我问明了她的病情，告诉她一个偏方：用刚出生的乳猪，伴冰糖蒸熟后服用。她用我的偏方治好了气管炎。很快，我和她成了朋友，每隔一段时间，我都要去她家坐坐，听她聊她的身世。她也乐意跟我讲她的经历。

曾德顺

第二十二章（3）

她叫金姬顺，十二岁时随父亲来到中国沈阳，进了日本人创办的“朝日女校”读书。毕业后，被分配到“南满铁道医院”担任助产士。后来，经过一个朝鲜技工的介绍，认识了在国民党部队当排长的吴连生。辽沈战役后，国民党驻东北的军队土崩瓦解，吴连生决定离开国民党部队，他带着金姬顺，回到了湖南安乡县老家。
在安乡老家，农村缺医少药，妇女生孩子都是土法接生。有一天，邻居有一个孕妇生孩子，由于难产，痛得哭天喊地。金姬顺采取人工引产的方法，使孩子顺利分娩。
不过，婴儿降生后仍处于窒息状态，不哭不动，全身发紫。按照当地的旧习，这样的婴儿是要当作死婴埋掉的。金姬顺却没有放弃。她先是口对口地为婴儿作了人工呼吸，再用手轻轻扣出他嘴的血块，然后倒提着他，在他屁股上连击两掌，婴儿终于哇地一声啼哭起来。
这次接生让金姬顺名声大振，远近一带的产妇都喊她接生。当地人都夸她：“想不到这个外国人还是个送子观音。”
不过，她当“送子观音”的风光日子没过几年，厄运就开始降临了。在反右运动中，她的丈夫被打成了“历史反革命”，她成了反革命家属。
接下来是三年苦日子，公共食堂里顿顿都是红薯汤。她饿得走路摇摇晃晃，得了“夜盲症”，手上的青筋凸出来，脸上只有骨头没有肉。她刚出生的女儿没有食物吃，饿死了。
熬过三年苦日子之后，接下来就是“四清”。“四清”清理出了她这个女特务。工作队的人在她房前屋后挖地三尺，想要找出发报机。生产队的孩子用弹弓射她，一边喊道：“女特务，你把发报机藏在哪里了？赶快交出来！”
这些孩子，有好几个出生时都是她接生的。
在中国生活了二十多年，最让金姬顺搞不懂的就是这“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阶级斗争。
有一次，她悄悄问我：“你说说，上面号召我们搞阶级斗争，到底是要下面的人真搞呢，还是假搞？”
哎呀，到底是个外国人，思路跟中国人就是不一样。我头一次听到这样奇怪的问题，感到莫名其妙。
她又说：“要是真搞呢，就认真地搞，扎实地搞。要是假搞呢，那就当是演戏，好好地演。问题在于：有时候看起来是像在真搞，结果却是在演戏；有时候看起来像是演戏，结果却让人死不瞑目。你永远琢磨不透这阶级斗争什么时候是真搞，什么时候是假搞。”
她给我讲起了她第一次参加万人斗争大会的情景——

那天清晨，我家屋檐下的喇叭里就反复广播着一个通知：今天将举行全公社万人批斗大会，全公社每个社员务必按时参加，缺席者按现行反革命处理。这个通知吓得我和吴连生瑟瑟发抖，早饭都吃不去。
早饭后，公社直属连的基干民兵们，雄赳赳气昂昂地来到我家。他们先是在禾场上高喊一通口号：
“打倒历史反革命分子吴连生！”
“打倒朝鲜女特务金姬顺！”
我和丈夫早已吓得瘫软在地上，民兵们用棕绳把我俩捆上。这次捆绑跟以前不同，这次把我们包粽子一样，横七竖八，捆了一道又一道，然后，押着我们跌跌撞撞走向万人批斗大会会场。
大会是在一个山坡下举行的，这次批斗大会比生产队、大队的批斗会气派大得多。黑压压的人群漫山遍野，老人和孩子们都来了。会场上空始终回荡着让人亢奋的语录歌。主席台上方挂着“斗争大会”四个吓人的大字，会场两边挂着巨幅标语：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
砸烂黑五类的狗头！
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人群中有一个穿军装的男人，他站在一张桌子上，手持喇叭，恶狠狠地指挥着各个大队社员应该站立的位置。
批斗大会开始了。
第一项议程当然是由大会主持人高声宣布：“把黑五类分子押上台来！”
于是，基干民兵们把我们押上主席台。当我们一个个鱼贯上台时，广场上响起了雷鸣般的口号声。我们被勒令跪在台上，低下“狗头”。
公社革委会的马主任开始讲话了。我看不到他的模样，只能听到他的声音。他的声音里充满了无限的愤怒和无比的仇恨，他气愤得说不出一句完整的句子，从他嘴里嘣出的只有一个一个的词语。他每说出一个词语，就会挥拳在桌子上狠狠地砸一下。桌子上的话筒，就会把他砸下的这“咚”的一声无限放大，传到会场四周高悬的喇叭里去。四周的喇叭再把这“咚”的一声无限放大，传到天空，传到山上，然后再回荡到我的耳鼓里。
每当这“咚”的一声砸到我耳鼓里的时候，我的心就会揪紧，停止跳动。
马主任咬牙切齿，历数着我们这些阶级敌人的一桩桩罪恶：
“头上长疮！咚！——”
“脚底流脓！咚！——”
“想复辟！咚！——”
“磨刀霍霍！咚！——”
“毒如蛇蝎！咚!——”
“火烧芭茅心不死！咚！——”
在我的想像中，他的样子应该像一个喝了两斤白酒的狂怒之人，满脸通红，双目圆睁，脖子上的青筋有乌梢蛇那么粗，牙齿咬得格格响，随时准备扑上去，把他眼前的黑五类撕成碎块，然后一块又一块把它们生吞下去。
又或许，他像一个在荒岛上孤独生活了几十年的落难者，他已经有几十年没有说话了。突然，他发现一条满载游客的航船正从远处驶过。他向船上的人高呼，他想向他们表明：他需要说话。他还能够说话。他急需他们来拯救他。
听着他那声嘶力竭的尖叫，我心中感到一阵阵愧疚：都怪我们这些十恶不赦的阶级敌人啊，要是我们这些黑五类没有犯下如此滔天大罪，他会这么愤怒吗？他的愤怒是我们这些阶级敌人招来的啊。
有时，我又会在心中暗暗同情他。他愤怒了这么久，他不累吗？他呐喊了这么久，他不需要歇一歇，喝口水吗？他把嗓子喊哑了怎么办？
马主任讲了足足有两个小时，他的拳头也在桌子上砸了两个小时，我的耳朵也被“咚！——”了两个小时。马主任终于结束了他的讲话。他累了。
批斗大会的最后一项议程是：全公社的一万多名社员，包括老人和孩子，排成整齐的队伍，依次从我们这些黑五类面前走过，每个人在经过我们面前时，都要指着我们大吼一声：“罪该万死！”
然后狠狠地跺一脚：咚！
最后轻蔑地吐口水：“呸！”

大会结束之后，我们这些黑五类正准备回家时，忽然有两个民兵来到我面前跟我说：“你还不能走。马主任要对你这个外国女特务训话。”
我丈夫望着我，满眼惊恐。
民兵押着我来到了马主任的办公室门外，一个民兵看着我，另一个民兵进去报告。办公室的门和窗都是敞开着的，我看到一群人把马主任围在中间。马主任满面红光，神采奕奕。
马主任说：“今天的斗争大会开得很过瘾，比喝了茅台酒还要痛快！”
他旁边的一个干部说：“你今天的报告作得很有气势，雷霆万钧，大长了无产阶级志气，大灭了阶级敌人威风。”
另一个干部说：“最后一个环节：万人唾骂，这是只有马主任才能想出来的精彩华章。别的公社开斗争大会开得千篇一律，绝对想不出这样的妙招。”
民兵把我带进办公室。
马主任一看到我，立刻笑容满面，与刚才主席台上的那个凶神恶煞的马主任判若两人。他对我说：“你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我没听懂。
他说：“我们中国有句老话，叫作‘千夫所指，无疾而死。’今天，你遭受的不是千夫所指，而是万夫所指，可你没死，还活得好好的，这说明你这个女特务生命力很顽强。你知道吗？过去我们大多数中国人，只有在电影银幕上才能看到女特务，而此刻，一个活生生的女特务，而且是外国女特务，就站在我面前，我很激动。有你这个女特务在主席台上跪着，我今天做报告做得特别兴奋，特别来劲！”
旁边一个干部说：“电影里的女特务都是穿旗袍的，可惜这个女特务穿的是大裤脚。”
马主任指着我的裤子说：“你不应该穿大裤脚嘛。你们朝鲜的金日成主席说过：所有的朝鲜女人都不应该穿裤子……”
看到我和在场的其他人都惊得目瞪口呆，马主任又笑眯眯地缓缓说道：“你们朝鲜的金日成主席说：所有的朝鲜女人都不应该穿裤子，而应该穿裙子。”
在场的人都笑了。
马主任又指着我的裤子说：“你不应该穿裤子，而应该穿裙子。现在，我给你一个穿裙子的机会。”
说到这里，他停了一下，看到我脸上并没有表现出惊喜，他显得有些气馁。他说：“今天，我们接到通知，安乡县要举行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汇演大比武，我们公社文宣队必须要拿出有特色的节目。上次，我看了你们大队文宣队的一个节目，叫《延边人民热爱毛主席》。那个节目是你演的吧？很好嘛。你从哪里搞来的朝鲜服装？是你从老家带来的？”
我告诉他，朝鲜服装是我自己临时做成的。我扯了一些纱蚊帐布，把它染成红、绿色，再把它缝成一条红色的短上衣，一条绿色的裙子，还有两条彩带，把这些东西套在身上，我就成了朝鲜族的“延边人民”了。
马主任说：“别的公社演《延边人民热爱毛主席》的演员都是冒牌货，只有我们公社的演员才是正宗的朝鲜人。你虽然是个外国女特务，但我们中国的毛主席说了：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你现在可以为我所用。这段时间，你要同文宣队好好排练，要为我们公社争光。你这个正宗的朝鲜人表演的《延边人民热爱毛主席》，要是在汇演中没有取得好成绩，老子枪毙了你！”
说到这里，他将手枪啪地一下放在桌子上，两眼露出凶光，又恢复了他在批斗大会上的样子。
我战战兢兢地离开了办公室。
走到门外不远处，我听到马主任在房间里对其他人叹气道：“这狗日的吴连生，他凭什么这么有福气，竟然搞了一个这么漂亮的外国堂客！我们公社的女人，什么样的我没搞过？可我就是没开过洋荤。你们说说看，这朝鲜女特务是什么味道？是不是跟长沙臭豆腐一样，闻起来臭，吃起来香？”
我懒得再听下去了，我为我今天在批斗大会上遭受的痛苦而感到委屈。我在心里想：报纸上天天讲，阶级斗争是关系到红色江山永不变色的大事啊，多么庄严神圣！可是，到了我们公社的马主任这里，他怎么将阶级斗争跟长沙臭豆腐扯到了一起呢？

曾德顺

第二十二章（4）

有一个冬天的深夜，民兵们突然砸开我家的房门，把我和吴连生从被窝里揪了出来，还未等我们穿上棉衣，他们就把我们捆了个结结实实，然后押着我们向外走去。屋外大雪纷飞，天地一片白晃晃的，我和吴连生冻得直哆嗦，也没敢问他们这是要把我们押到哪里去。我们已经习以为常了。我们这两个黑五类经常被民兵押到某个地方，同全大队或是全公社的阶级敌人集中关押到一起。
但是，今晚似乎有点不同寻常，今晚他们押着我们朝一座荒山上走去。正感到疑惑时，忽然听到我背后的两个民兵悄悄议论：
“就在生产队里处决不行吗？为什么要跑到山上去？”
“在生产队处决，谁给他们抬尸呀？再说，他们这些阶级敌人的血有剧毒，会污染生产队的稻田，将来种出来的稻谷也不能吃……”
啊，原来，他们这是要处决我们！我的腿一阵发软，我丈夫一下子瘫倒在地上，行进的队伍停了下来。一个民兵用枪托捅了我丈夫一下：“起来！你这怕死鬼，这里不是你死的地方，你没有资格死在这里。”
我丈夫呜呜地哭了起来。又有一个民兵用枪托打他。
不知为什么，我突然一下子变得勇敢起来。我走过去安慰丈夫说：“连生，起来吧，死就死吧，这样的日子有什么值得留恋的？你以前不是说将来我们要死在一起吗？现在机会来了。”
吴连生没有起来。两个民兵只好拖着他的胳膊，像拖麻袋一样向山上拖去。
我望着漫天的雪花，望着这白茫茫的世界，我没有对死的畏惧，我想起了中国电影里无数的就义场面，我想起了刘胡兰，江姐，我甚至想：我这样穿着内衣内裤哆哆嗦嗦地死去，实在是死得太窝囊了，我要是穿着朝鲜族的裙子死去就好了，而且最好是死在一棵万年松树之下。
我和吴连生到达了目的地。这里没有电影里常出现的那种烘托先烈的青松，却有两个已经挖好的墓穴。
我丈夫咕咚一声，自己主动滚到墓穴里去了。
两个民兵把他拖了上来，踢了他一脚：“我们还没有代表人民宣判你们的死刑，还没有扣响正义的枪声，你怎么就像癞皮狗一样躲进去了？”
那一刻，我真有点恨我的丈夫，他把我们的英勇就义搞得太滑稽了，跟我从电影里看到的英雄就义场面相比，相差太远！
一个民兵问我：“你有什么临终遗言？”
我想起我的儿子此刻还在家中哇哇啼哭呢，我的眼泪哗地涌了出来。我能给儿子留下什么遗言呢？让他化悲痛为力量？让他继承我们的遗志？……不，不行。我觉得还是什么也不说。我恶狠狠地擦干了我那个不争气的眼泪——电影里的哪个先烈是带着眼泪死去的？！
民兵们在我们前面站成一排，举起了枪。
牺牲的时刻马上就要来临了，我突然意识到我应该高呼几句口号，于是，我高喊：“伟大的金日成同志万岁！”
民兵们放下枪，走到我面前，踢了我一脚，骂道：“这里是中国，金日成有什么资格称万岁？”
我只好又喊：“毛主席万岁！”
他们用枪托砸了我一下，骂道：“你这个朝鲜女特务，有什么资格喊毛主席万岁？”
我灵光一闪，决定高唱《国际歌》：“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
这一回，他们没有提出反对意见。我想让丈夫跟我一起唱，可他一声不吭。
民兵们重新举起了枪，一个民兵高叫道：“预备——”
我继续唱道：“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
枪响了。我只觉得头上有一阵风掠过，我倒在了地上。我以为我死了。我一动不动地躺着。不知过了多久，有人在踢我，我睁开眼一看，民兵们在哈哈大笑，笑够了，他们开始议论：
“这狗日的吴连生，他还在国民党部队当过营长呢，我们还没开枪，他就吓晕了。难怪国民党打不过共产党。”
“这个女特务真是视死如归，大义凛然，跟电影里的先烈一模一样。”
我从地上爬起来，拍了拍身上的雪，责问他们：“你们刚才为什么不把我打死？”
一个民兵说：“今晚，我们几个民兵武装巡逻，巡了一个通宵，一个阶级敌人也没有发现，实在无聊，所以，把你们两个拉出来搞了一场演习。你可别怪我们。通过这场演习，我们发现：吴连生真是个狗熊，他当反革命一点不冤枉。而你呢，你可真不像个特务，你像个先烈。”

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
又来新的运动了。
这一回的运动叫“一打三反”。上面派了工作组进驻我们生产队。这一回的工作组，同以前的工作组也没有什么不同，无非是开会，学文件，喊口号，号召社员们检举、揭发我们生产队的阶级斗争新动向。我们生产队只有我和吴连生这两个阶级敌人，所以，开会时照例把我们两个押到台上批斗一番。
不过，有一天晚上，吴德福堂客的揭发，还是让我和吴连生感到心惊肉跳。
吴德福是我丈夫吴连生的堂兄，他们两人的父亲是亲兄弟。吴德福堂客是生产队的接生婆，在我来安乡之前，这一带的产妇生孩子，都是由她接生的。我随丈夫刚到安乡那些年，我和吴德福堂客相安无事。在了解到我是个助产士以后，她还经常向我请教接生方面的问题。这附近的产妇生孩子时，有的人请她接生，有的人请我接生。吴德福堂客心中对我有些不满，嫌我抢了她的生意。
自从我被打成女特务后，这附近的产妇就不敢再请我接生了。吴德福堂客对我的态度，也来了个大变脸。她私下里四处造谣，说我原来是在日本军队里当妓女的，从头到脚，都胺脏得流脓水。
这些我都忍了。谁让我和吴连生是黑五类呢？
更可气的是，吴德福家里养的猪，经常跑到我家的自留地里拱辣椒树。我去找吴德福堂客，陪着小心跟她说好话，让她把家里的猪关好。吴德福堂客笑嘻嘻地答应了，可是，她家的猪照样跑到我家的自留地里来。我捡起石头，把她的猪砸跑了，这一幕被她看见了，她对我破口大骂。我回骂了她几句。
没想到，这次“一打三反”运动，让她逮到机会了。她在斗争大会上检举说：“那天，我家的猪拱了吴连生的辣椒，吴连生这个反革命一边赶我家的猪，一边恶狠狠地对我说：‘你们这些贫下中农，人人都欺负我。 等蒋介石反攻大陆成功的那天，我要把你们这些贫下中农全部杀光！’”
吴德福也在一旁帮腔说：“金姬顺还说：‘我日夜盼望着金日成主席带人来拯救我，我要把安乡县的党员、团员全杀光！’……”
工作组的人，还有生产队的知青，觉得问题十分严重，这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知青们个个义愤填膺，逼我交出发报机。我交不出，他们就对我拳打脚踢。
知青们到生产队插队之前，我参加过无数的斗争会，但那些民兵、社员们从来都只是喊一喊口号，从来没有人动手打过我。这一回不同，这一回知青们下了狠手，是真打，我被打得头破血流。
斗争会结束之后，吴连生就被关押在生产队的“三忠于”室，由民兵日夜看守。我被放了回去，负责每天给丈夫送饭。
第一次去给丈夫送饭的时候，丈夫的神情显得轻松，他同看管他的民兵有说有笑，他给他们讲述他以前在国民党部队当兵的经历。
在生产队关了两天之后，我丈夫被民兵押到大队部去了。我去给他送饭时，看见他同其它各个生产队揪出来的坏人关在一起。当时，他还安慰我说：“过不了几天，我就会回去的。这里关了这么多人，政府还能把我们都杀了？”
再往后，我丈夫被关到公社武装部去了。我去给他送饭时，看到他心事重重，愁眉不展。他对我说：“姬顺，这一次，我可能回不去了。以前，我是历史反革命，现在，我又是现行反革命，我成了双料反革命。”
我安慰他说：“没什么大不了的。你还记得上次开万人大会的情景吗？还有，那天夜里，在山上，埋我们的坟坑都已经挖好了，结果呢，我们不是也活着回来了吗？”
我丈夫苦笑了一下，说：“这一回不同，这一回是来真的了。文件上说的是：管，关，杀。就是管一批，关一批，杀一批。我这个双料反革命是属于‘杀’的那一批。你不知道，我们公社挖出了一个光复党，公安局的人说我是光复党的骨干分子……”
我再次去送饭的时候，见到的就是我丈夫的尸体了。
我扑到丈夫身上，我没有哭，我心中想的是：“这是真的吗？我丈夫他是真的死了吗？”
看守我丈夫的人告诉我：吴连生是光复党的主要头目，拒不交待光复党的行动纲领，组成人员名单，畏罪自杀身亡。
我抚摸着丈夫冰冷的尸体，看到他的脖子上，胸部，大腿上，到处都是紫色，他是怎么自杀的?他真的死了吗？
在埋葬了丈夫之后的好长时间里，我脑海里一直盘旋的一个问题是：“我丈夫真的死了吗？这一回，不是像上次在山上那样的假枪毙？这一回是真的？这一回，是真真实实地在搞阶级斗争了？”
吴连生死后，生产队里的贫下中农都不愿意参与吴连生的丧事，以显示与阶级敌人划清界线。没有人愿意给吴连生挖坟坑， 吴德福两公婆只好背着锄头上山，亲自给吴连生挖坟坑，累得满头大汗。坟坑挖好之后，如何把吴连生的棺材抬到山上去呢？贫下中农都不愿意抬丧。吴德福两公婆买了几包沅水牌香烟，
到处给人磕头作揖，好说歹说，总算勉强找了几个抬丧的男人，把吴连生抬到山上埋了。
     在给吴连生修好坟堆以后，抬丧的人对吴德福说：“你这狗日的吴德福，你编瞎话把你兄弟害死了，怎么给他办丧事又这么尽心尽力呢？”
     吴德福指着吴连生的坟堆说：“你死了有什么不好？躺在坟里安安落落，清清静静，再也没有人批斗你了。你要活着，老子有你这么个反革命分子亲戚，就像穿了件湿衣服，浑身不自在。”
     抬丧的人又说：“你不是还有个反革命分子嫂嫂金姬顺吗？你何不干脆把她也害死了，一了百了？”
     吴德福堂客说：“金姬顺现在又不抢我的生意，我害死她干什么？再说，以后遇到难产的堂客，我这个乡下接生婆还要找她这个城里来的助产士帮忙呢。”
第二天，生产队的大喇叭里广播了一条重大新闻：“昨天，安全公社长乐大队榆树生产队出现了阶级斗争新动向：八个根正苗红的贫下中农，竟然为了几根沅水牌香烟，就丧失了自己的阶级立场，胆敢给一个双料反革命分子抬丧！我们不禁要质问这八个贫下中农：你们的屁股坐到哪一边去了？！……”

曾德顺

第二十二章（5）


金姬顺跟我说：“我在中国生活了二十多年，学会了讲中国话，吃中国菜，干各种各样的中国农活，但始终琢磨不透中国人的人心，不知道中国人的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
有一回，金姬顺和大队的所有黑五类们，被民兵们押着在全大队的各个生产队游行示众，一边走一边敲锣。当队伍走到一个水塘的塘基上时，有一个妇女想不开，卟嗵一声跳进了塘里。金姬顺大喊大叫，准备下塘去救人，却被民兵拉住了。
民兵呵斥她：“你去救她干什么？她是个四处偷男人的女流氓，坏分子。”
队伍停了下来，站在塘基上，安静地望着水塘里那个女人上下扑腾，最后沉了下去。
金姬顺忍不住哭了，民兵反而安慰她：“ 一个黑五类，死了反倒省事了，你有什么好伤心的呢？”
金姬顺愤怒地质问：“当年，你们的志愿军战士罗盛教，在下河救我们朝鲜落水儿童之前，是不是要先问清楚：那个落水儿童是什么阶级成份？”

金姬顺又说：“中国人变脸变得特别快，从慈眉善目到怒目金刚，只是一眨眼的工夫。”
平时，在生产队出工时，社员们同金姬顺嘻嘻哈哈，可是，一到了晚上政治学习的时候，社员们的脸就严肃起来，特别是上级派来的工作组主持会议时，社员们一个个避她像避瘟神一样，脸上满是凛然的正气。当他们起来发言时，那些平时不太会说话的社员，都能搬出一大堆词语，对她进行愤怒声讨。
大队部放演过一部电影叫《卖花姑娘》。金姬顺发现，自从社员们看过《卖花姑娘》以后，他们见了她，个个脸上都充满了无限的悲悯。他们说：
“想不到朝鲜人民还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想不到朝鲜的阶级压迫这么厉害！”
“朝鲜的地主比我们这里的地主狠得多了。”
就连害死金姬顺丈夫的吴德福堂客，也提着一篮红薯，到金姬顺家里来安慰她了。
吴德福堂客扯起腰间的围裙，揩着眼泪，哀哀戚戚地说：“我在电影里看到的女特务，都是穿着旗袍、吃着牛肉罐头的剥削阶级，我以为你以前在朝鲜过的也是这种腐朽生活。看了《卖花姑娘》，我才晓得，原来朝鲜人民比我们苦一万倍！我一边看电影一边哭啊……”

金姬顺还给我讲过她在山上修大寨梯田的经历。她说——


那一年修大寨梯田，几个公社的社员集中在一起，苦干实干拚命干，开山挖土流大汗。所有的社员都实行军事编制，全民皆兵，所有的领导都以军职相称。社员们按照阶级成份编成一个个连队，连长肩上斜披一条红底黄线的绶带，带领连队大干快上，勇夺红旗，好不威风。
我所在的连队是由成份不好的社员组成的，除了黑五类以及黑五类子女之外，还有中农、上中农及其子女。我们连的连长姓石。石连长对我们这个连是又爱又恨。恨的是，我们这个连阶级敌人成堆，爱的是，我们这个连队漂亮妹子成堆。我也感到好奇：为什么这些漂亮妹子大都是出生在黑五类家里？
各个连队都是集中住在一起，睡的是大通铺。石连长很喜欢到我们连队的集体宿舍来，当然，他来我们宿舍是有充足理由的，那就是他常说的“培养女社员在学大寨工地上火线入团。”他是来找女社员谈心的。
我注意到，他每次来，找的总是那几个特别漂亮的妹子，其中一个最漂亮的叫桂花妹子。桂花妹子是上中农成份，她在大队总是入不了团，很苦恼，这次到了工地，她希望能够在这里火线入团。
石连长到我们宿舍来时，总喜欢搞突然袭击。他走路像猫一样，没有一丁点声响，他不喊门，不敲门，冷不丁就撞开门闯进来。姑娘们、堂客们正在用毛巾擦洗身子，猛一回头，发现石连长就站在宿舍门口，她们吓得双手抱胸，惊慌失措地往床上躲。
因为我们连的社员出身不好，大家虽然对石连长心生不满，但谁也不敢公开抱怨。
有一天早上，我们宿舍的桂花妹子突然大叫起来，说她挎包里的五元钱不见了。五元钱啊，那可不是一个小数目。
宿舍里立刻骚乱起来，大家纷纷帮忙寻找，找了半天，没找到，桂花妹子哭着去找石连长反映去了。宿舍里的人一个个吓得变了脸色。在这群女人中，我算是年纪比较大的。看到这些姑娘们惊恐的样子，我就对大家说：“如果有谁捡到了桂花妹子的那五元钱，最好悄悄放回桂花妹子的挎包里。”
在晚上的政治学习会上，石连长声色俱厉地敲着桌子吼道：“桂花的五元钱被盗了，从表面上看，这是一起盗窃案，从实质上看，这是发生在学大寨的工地上，所以，这是一起破坏农业学大寨的反革命恶性案件，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现在，大家背靠背，每个人写一张纸条，把你们知道的情况揭发出来，交给我来审查。”
第二天上午，石连长单独找我谈话。
面对他那满脸又红又紫的麻子坑，我感到脊背一阵发凉。
石连长说：“你是自己主动认罪，还是让大家来揭发你的罪行？”
我说：“我没有干坏事，为什么要认罪？”
石连长拍了拍手，满意地笑了，说：“我就知道你不会主动认罪。所有的人都在纸条上检举说，是你金姬顺偷了桂花的钱，你不认罪，正好。我原来还担心今晚的政治学习相当乏味呢，现在好了，有了你这个主角，今晚的政治学习有好戏看了。”
当天晚上，工棚外的北风刮得呜呜响，工棚内的斗争会开得如火如茶。这次斗争会不同于以往的任何一次斗争会。以前的斗争会，参加大会的大多是贫下中农，挨批斗的只是少数几个黑五类。以前的斗争会上，贫下中农虽然口号喊得震天响，但真正动手打人的不多。
今晚的斗争会是黑五类斗黑五类，是大多数黑五类批斗我一个黑五类。黑五类唱起了主角。这些平时挨批斗的黑五类一旦当上了主角，表演欲望特别强烈，口号喊得比贫下中农响，动手打起人来，都是往死里打。一个地主婆表现得特别积极，她扑上来揪我的头发，骂我：“连日本皇军都敢偷的婊子，你会不敢偷五元钱吗？”
虽然被这些黑五类打得鼻青脸肿，其实，我也还是挺能理解这些黑五类的。她们长期受压迫，今天终于可以欺压别人了，这样的机会，只怕是铁树开花，千年难得一回。
她们有什么理由不紧紧抓住这稍纵即逝的机会呢？

我们连队有个姓刘的妇女，她原来是在安乡县城里当老师的。她那个学校的校长，经常找一位单身女教师到他办公室谈心，总谈到深更半夜。那位单身女教师很害怕，偷偷找这位刘老师哭诉过好几次。
刘老师听了气愤不已，决心拯救这个遭到骚扰的单身女教师。她向上级写了检举信。没想到，这封检举信最后落到了校长手里。校长从她的信中找到了她“对现实不满”、向党发进猖狂进攻的句子，把她打成了右派。
不久，她丈夫也同她离了婚。
这位刘老师在工地干活时，总喜欢同我搭档，我挑土，她铲土。她经常缠住我，问一些朝鲜的事，如“你们朝鲜也划右派吗？朝鲜也有黑五类吗？朝鲜也搞阶级斗争吗？”
有时候，趁着四周无人，她会打自己的耳光，骂自己：“唉，我怎么就这么傻呢？原来，我还想拯救别人呢。没想到不但没有救起别人不说，自己反而跌到了井底下！”
接着，她便是一声仰天长叹：“唉，什么时候，我才能攀上一根绳子，从这井底爬上去呢？”
就是这个刘老师，在斗争会上打我最起劲，她用脚踢我，专拣要命的地方踢。
旁边的人给她喝采：“踢得好！踢死她！她不承认就踢死她。”
我倒在地上，用双手抱住头。我想：“今晚我是挨不过去了。就算不被打死，也会被打成个残废人。我丈夫不就是因为不肯承认光复党的事，才被折磨死的吗？”
于是，我只好恳求道：“你们别打了，桂花的那五元钱是我偷的。”
我的话音一落，屋子里响起一片欢呼声。
石连长叫人把我扶起来。他一边检查我身上的伤情，一边惋惜地叹气：“唉，你要早点承认，不就可以免去这顿皮肉之苦吗？中国有句俗话，叫做好汉不吃眼前亏，你连这个道理都不懂，看来你还真个外国人。你也不想想：所有人都检举说是你偷的，你却不肯承认是你偷的，那岂不证明我们所有人都错了吗？你这不是犯了众怒吗？所以呢，我呀，还要好心好意地再教你一句中国话。你可一定要记住哟，这句中国话叫做：众怒难犯。”

因为我偷了钱，我的头上又多了顶帽子，叫做坏分子。
石连长决定对我实施监督改造。所谓监督改造，就是在我劳动时，旁边有一个人时刻看着我。
石连长经过一番精心挑选，决定派细妹子来负责监督我。
平时，在工地上，我同细妹子比较谈得来。细妹子的床紧挨着我的床，她经常同我说一些悄悄话。细妹子告诉我，她的家庭出身是中农。小时候，她以为自己是贫下中农中的一员，后来，她才知道中农还分好几档：下中农，中农，上中农，只有“下中农”才是“贫下中农”中的一员，才是革命的依靠对象。而中农、上中农并不属于贫下中农，仅仅只是革命的团结对象。
读小学时，因为是“中农”，她没能加入少先队；读初中时，因为是“中农”，她没能加入共青团。学校的老师告诉她：加入少先队，加入共青团，入党，这是一个人生命中的三大雄关。如果一个人不能迈过这三大雄关，那么，这个人的生命是不完整的。
她把老师的话牢牢记在心中。
为了入团，她曾一次又一次写申请书，结果总是通不过，她因此不知道哭过多少回。
这一次，到了学大寨工地，听说可以在工地上火线入团，她欣喜若狂，她拚命积极表现，想引起石连长的注意。可是，石连长好像对她视而不见。
每次到宿舍来找女社员出来谈心时，石连长总是只找那几个长得漂亮的，他找得最多的是桂花妹子。他从来不找相貌平平的细妹子。细妹子也曾主动找石连长汇报自己的思想，但石连长总是借口说自己很忙，这让细妹子又苦恼又着急。
现在，细妹子的机会终于来了。第二天上工的时候，石连长把细妹子叫到我身边，对她说：“现在，共青团考验你的时候到了！我知道你同金姬顺关系好，你们俩经常在一起聊天。现在，我就派你来监督金姬顺，只许她老老实实劳动，不许她乱说乱动。她要是有什么反革命言行，你要记在心里，到了晚上政治学习会上，你再向我汇报。以后，每天晚上的政治学习会就全靠你了。你汇报的材料越精彩，政治学习会就开得越精彩；你汇报的材料越精彩，你入团也就越快。”
听完这话，我看到细妹子两眼放出了光彩。
监督改造开始了。右派分子刘老师昨天踢得我全身是伤，今天我却仍然必须同她搭档：她铲土，我挑土。细妹子曾是我的知心朋友，今天却要监督我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我挑土走到哪里，她就端着步枪跟到哪里。
这样的劳动让我既尴尬，又压抑，一分钟都显得无比漫长。
可是刘老师却一点也不觉得尴尬，她的脸上是那种幸福又自豪的神情。也许，我这根“绳子”虽然没能让她从井底爬上来，起码暂时也可以让她透一口气吧。
看到我这个外国特务现在比她这个右派分子更加不幸，她感到了某种满足。
曾经说话轻声细语的细妹子，现在变得高声大嗓了。当我向她提出要去喝口水时，她厉声喝道：“跟我说话之前要先喊报告！”当我提出要去解手时，她瞪着眼睛骂道：“懒驴懒牛屎尿多。你就不能忍一忍吗？”
从亲密朋友转为仇敌，她的脸色转换得那么自然而然，丝毫不觉得难为情或是尴尬。
我同刘老师、细妹子三个人在一起的这种场面，是石连长特意安排的，当然也是他乐于看到的。他不时走到我们这边来，看到细妹子指着我大声训斥，他假装用手去捋胡子，实际上是为了掩饰他嘴角得意的奸笑。

曾德顺

第二十二章（6）


有一回，好不容易获得了细妹子的批准，我独自走到一个山坡下去解手。解完手之后，我抬头一看，猛然发现山坡上有一棵腊梅树，树上开出几枝梅花。腊梅花，腊梅花，我的思绪跳回到了我的故乡。眼前的腊梅花让我想起了朝鲜的金达莱。小时候，我在故乡的山野间游玩，经常采摘金达莱，把它们采回家，插到花瓶里。
我突然强烈地思念起我自己的故乡来了。我回想起自己在中国的这二十多年，这二十多年我活得多么艰难！要是在自己的家乡，我会过一种什么样的生活呢？我嫁到中国来，是不是一个错误呢？
我把腊梅花摘下来，放到嘴边，深深地嗅了几下，把它的香气一直吸入到我的肺腑里，我情不自禁地哼唱起来：
看到腊梅花，
我想起了金达莱；
想起了金达莱，
就想到了我的家……

突然，一阵恐怖像闪电一般袭来，我赶紧捂住了自己的嘴，转身往山坡上望过去：在灰蒙蒙的天际间，每个社员都在挥汗如雨地劳动着，刘老师和细妹子两个人都背朝着我，她们好像在谈论什么好笑的事情，我能听到她们的笑声。
我稍稍安下心来：我刚才唱的声音很小，只是轻轻地哼唱，她们大概没有听见我的歌声。
我爬上山坡，走到她们身边，拿起扁担，准备重新开始挑土。可是，细妹子把我拦住了，她异常严厉对我说：“刚才，我听到你唱歌了。”
我的心陡地揪紧了，我说：“我没有……我是咳嗽了两声……”
细妹子呵斥道：“你还敢狡辩！你刚才不仅唱歌了，而且唱的还是黄色歌曲！别人都在劳动的时候，你以解手为借口，躲到一边唱黄色歌曲，你罪孽深重！”
刘老师在一旁拍手鼓掌，狞笑道：“好了，这下好了，细妹子今天有精彩材料向石连长汇报了，今晚的政治学习大会肯定开得很精彩。”
她颇为得意地指着我说：“你以为你轻轻哼唱，我们就听不见？老实告诉你：我们耳朵里的阶级斗争这根弦，绷得可紧呢。你刚才不仅唱了黄色歌曲，你还唱了反动歌曲，你唱的是：
满山开遍了金达莱，
金日成将军你快快来，
把我们从苦井里拯救出来……”
收工了，细妹子用枪押着我走回宿舍。以前，走在收工路上的时候，我和细妹子总是有说有笑的，今天怎么就变成了她押送我呢？看到四周无人，我忍不住问细妹子：“你真的要把我今天唱歌的事向石连长汇报吗？”
细妹子说：“那当然。不汇报，晚上的政治学习大会怎么开？不汇报，我怎么能火线入团？”
暮色越来越浓了，想到今晚的政治学习大会，我不知道会不会又挨打，看见远处工棚隐约的灯光，我的心又揪紧了，我真想蹲下来大哭一场。
细妹子在后面催促我：“慢慢腾腾地干什么？未必你还想逃跑？”
我说：“到处都是共产党的天下，我又能逃到哪里去呢？我只是觉得自己太冤了。”
细妹子问：“你冤什么？”
我说：“难道连你也相信是我偷了桂花的那五元钱吗？”
细妹子脱口而出地说：“你当然没有偷钱。”
看见我惊讶地瞪大眼睛望着她，细妹子又补了一句：“因为桂花根本就没有丢钱。”
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问细妹子：“你是说：桂花假装说她丢了五元钱？”
细妹子点了点头：“其实大家都知道她丢钱的事是假的，只有你一个人蒙在鼓里。”
看见我目瞪口呆的样子，细妹子很是得意。
细妹子一得意，就忘记了她监督我的职责；细妹子一得意，她那善良淳朴的本性就显露出来，她又恢复了她以前对我推心置腹的样子。她跟我解释说：“石连长同我们连队那几位长得乖的妹子勾勾搭搭，你以为他不心虚？你以为他不害怕？那几个乖妹子是什么阶级成份？都是成份高的！石连长同这些女人勾勾搭搭，他难道就不怕有人检举揭发他？……”
我感到疑惑：“他心虚，他心虚跟桂花妹子丢不丢钱有什么关系？”
细妹子得意地笑了，说：“你这个朝鲜女特务，到底还是不了解我们中国人的心思。我告诉你：石连长和桂花妹子担心我们连的人向上级检举他们，所以，他就同桂花妹子合演了这么一出丢钱的戏，来制造恐怖气氛，让我们连的女人们个个都提心吊胆，谁也不敢检举他们两个人。我们中国有句俗话，叫做杀鸡吓猴。石连长就是要杀你这只‘鸡’，来吓住我们连队这些‘猴’。”
“可是，”我忍不住问道，“为什么石连长要选择杀我金姬顺这只‘鸡’，来吓你们这些‘猴’呢？”
细妹子说：“你是黑五类，又是个外国人，还死了男人，在我们这里无亲无故，无依无靠。所以，杀你这只‘鸡’最容易，也最安全，不会招来报复。用我们中国的另一句俗话来说，这就叫做吃柿子拣软的捏。”
“啊呀，细妹子，我的好妹子，我的知心妹子！像这种掏心掏肺的话，也只有你才肯讲给我听啊！”我激动又感动，差不多要扑到细妹子身上亲吻她了。
细妹子调头四顾，见周围没有外人，她把嘴巴附在我耳边悄声道：“我对你说了真心话，希望你也要对我讲真心话，好让我立下大功，火线入团。”
我问她：“你要我讲什么真心话？”
细妹子满脸真诚地望着我，用恳求的语气问道：“你能不能告诉我：你把发报机藏在哪里了？”

曾德顺

第二十二章（8）






吴连生死后，金姬顺一个人带着儿子，日子过得很艰难，缺油少盐是常有的事。有几次，她没钱买盐，在家里翻箱倒柜，也找不到买盐的钱，只找出了几尺布票。她拿着布票到小卖店去卖，因为布票是不准私下买卖的，她只好先同小卖店的店主聊天。聊了好半天，才把话题慢慢绕到用布票换钱的主题上来，最后，以每尺布票换两毛钱的价格成交。
金姬顺离开之后，店主逢人就说：“那个朝鲜婆娘真不会过日子，就连换个布票，她也要讲几箩筐的废话。有那闲工夫聊天，一头猪都喂大了。”
其实，店主不理解金姬顺的难处：别的堂客成份好，用布票换钱时，可以实话实说。金姬顺是什么成份呀，要是被告发，那是什么样的结果在等待着她呀。
金姬顺一个人又要出工，又要照顾孩子，一天到晚，累得喘不过气来。有一天，她肚子疼得厉害，就跑到二里外的公社卫生院去看病。医生说她没什么大病，只是身体虚弱，缺乏营养。
插秧的时候，她把孩子放在背上的襁袍里，时间久了，她的腰疼得实在吃不消，就把孩子放到田埂上的箩筐里。有一次，孩子在箩筐里乱动弹，结果，箩筐滚到了水田里，孩子被泥水呛得哇哇大哭……
孩子的身体总是不好，经常生病。有一回，儿子晚上啼哭不止，一连几天都是这样，人瘦得像根火柴。金姬顺到处给他抓草药，吃了也不见效。她带儿子到公社卫生院去看病，卫生院的医生对她说：“你儿子患的是疳积，我们这里治不好，你最好去常德的大医院治疗。”
要去常德的大医院治病，钱从哪里来呢？金姬顺找到生产队长哭诉，好话说尽，才从生产队里预支了十元钱。从她家到常德，坐班车的路费是一块五毛钱。为了节省这笔路费，她决定搭便车去常德。
第二天清早，她就抱着儿子出发了。她走了九里山路，才走到通往常德的公路边。为了讨好司机，她花了两毛钱，在小店里买了一包沅水牌香烟。
公路边有个木材站，她恭恭敬敬地给木材站里的一位老师傅递了一根烟。
老师傅接过烟，问明了她的情况，对她很是同情，说：“你先去路边拦车，实在拦不到，等一下有辆车要路过木材站，我帮你说说好话，让司机顺路载你去常德。”
她站在路边拦车。公路上的车一辆又一辆地呼啸而过，没有一辆车为她停下来。
老师傅招呼她说：“你进来避一避风吧，外头多冷。”
她抱着儿子走进木材站的办公室，在一张凳子上坐下来。刚同老师傅聊了两句，她就看见一辆解放牌汽车，拖着滚滚黄尘开了进来。
老师傅指着她对那位汽车司机说：“这个堂客儿子生病了，要去常德治病，你帮个忙，顺路拉她去常德吧。”
她也赶紧掏出香烟递了过去，司机用手挡开了她的烟，说：“我不去常德，我去汉寿。”
老师傅说：“你明明是去常德，怎么改道去汉寿呢？”
司机眼睛一横，说：“老子去哪里，难道要听从你的指挥？哼！”说着，他开车走了。
办公室里只剩下老师傅和金姬顺母子，刚才还对金姬顺嘘寒问暖的老师傅，脸色突然阴沉起来，他咳嗽了一声，把一口痰恶狠狠地吐在了金姬顺的脚边。
金姬顺只好抱着儿子到公路边去等车。在呼啸的寒风里，她一次又一次地招手，可是，没有一车辆为她停下。儿子猛烈地咳嗽起来，不行，她不能再这样站在这里吹凉风了。她只好又走进办公室，把儿子放在办公桌上，递给老师傅一根烟，恳求他帮忙照看一下儿子。老师傅接过烟，一言不发。
她独自一人走到公路边，再去招手拦车。
很快，一辆大卡车在她身边停了下来，司机把头从驾驶室里探出来，笑嘻嘻地问：“你要去哪里？”
金姬顺把香烟递过去。
司机挡住了她的烟，说：“我只抽‘黄金叶’，从不抽‘沅水’。”
金姬顺不觉心一沉，她有气无力地说：“我要去常德，能不能搭你的便车？”
司机在方向盘上猛拍一掌，大叫道：“好啊，快上车，快上车，就坐在驾驶室，同我坐在一起。”
金姬顺一阵激动，一边往办公室跑，一边对司机说：“你稍微等一下，我去抱我儿子。我儿子生病了，我要带他去常德看病。”
司机大吃一惊：“怎么？你还有个生病的儿子要上车？”
他启动汽车，朝窗外啐了一口：“真他妈扫兴！”
他把车开走了。

金姬顺没能治好儿子的病。
儿子死后，金姬顺的整个精神垮掉了，她的头发很快变白了。
我见到金姬顺的那一年，她的头发已经全白了，四十多岁的人，看起来像是六七十岁的老婆婆。
她经常对我说：“我一个孤老婆子，活着有什么意思？”
我便安慰她：“中国有句俗话，叫好死不如赖活着。你毕竟同吴连生曾经享受过一段好日子；有好多人，一辈子没有享受过一天舒坦日子，他们不也照样往下活吗？”
有人把金姬顺介绍给临澧县的一位单身地主。
金姬顺嫁到临澧县两个月后，她又回到了安乡县吴连生的老宅里。
对于这段短暂的再婚，金姬顺很后悔。她对我说：“我不该嫁给那个古里古怪的老地主。现在怎么办呢？我已经不是吴连生的堂客了，我死后，没有资格同他葬在一起了，我只能当一个孤魂野鬼了。”
有时，我会试着问她：“你有没有想过回到你的故乡朝鲜去？”
她愁眉苦脸地叹气道：“我哪里还回得去呢？在中国，我被当成朝鲜派来的特务；我要是回到朝鲜，我岂不又会被当成中国派去的特务？在中国，我熬过了一次又一次的运动，那是因为我年轻，再加上有吴连生陪我一起熬。现在，我一把年纪，身体不好，再加上孤苦伶仃，到了朝鲜，我还能熬过一次又一次的运动吗？怕是连一次也熬不过。”
金姬顺的生活里只剩下两件事：对丈夫吴连生的怀念，对自己死后的安排。
她对我回忆道：“在中国东北的那段日子，虽然天天打仗，但我同吴连生在一起很幸福。唉，还是打仗的时候日子好。打仗的时候，顾不上搞运动。打仗的时候，虽然也可能被枪炮打死，但那种死是干脆利落的死。搞运动时，虽说没有枪炮打你，但一天到晚心惊肉跳，长年累月担惊受怕，比真枪真炮更折磨人，活着就像是受剐刑，还不如早点死了好。”
有一回，她吞吞吐吐地问我：“你能帮我一个忙吗？”
我说：“只要我能做到的，我肯定愿意帮。”
她忧心忡忡地说：“我总是担心：像我这样的黑五类，死了以后没人愿意埋我。当然，我自己可以把埋我的坟坑预先挖好。我担心的只是没人往我的尸体上填土。你想，我死了，躺在坟坑里，我自己没有办法往自己的尸体上填土呀……”

我到金姬顺那里去得越来越勤了。
金姬顺养了一条狗，她无论走到哪里，她的狗总是跟着她。
我曾拍着胸脯向金姬顺保证过：“如果我死在你后面，我一定会好好埋葬你，绝不会让你抛尸荒野。”
最终，我没能兑现自己的诺言。

金姬顺死了。她把一瓶剧毒农药“一零五九”带到她自己预先挖好的坟坑里，她喝下了农药，然后躺下了。
她养的那条狗站在坟坑上边，当它看见主人闭上眼睛之后，它就呜呜地叫着，用自己的爪子把坟坑上边的新土往坑里扒。
后来，有社员上山捡枞树针叶时，发现了那条狗。狗用自己的爪子，差不多把坟坑填平了，但它仍在那里呜呜叫着扒土，爪子流着血……

我是在金姬顺死了一个星期之后，才回到榆树生产队去探望她的。
社员们跟我说，金姬顺对她自己的死早有安排。社员们看见她背着锄头，带着狗，经常往山上跑。大概，她是在山上挖好了坟坑，在那里训练她的狗，教它如何往坟坑里扒土吧。
榆树生产队的曹队长出生时，金姬顺是他的接生婆。金姬顺还是生产队里好几个后生子的接生婆。曹队长把这些年轻人召集起来开了个会，决定冒着“丧失阶级立场”的风险，
把金姬顺的尸体挖出来，给她做一副棺材，重新安葬她。
我参加了金姬顺的葬礼。
吴德福堂客伏在金姬顺的棺材上，哭得死去活来。

在我离开榆树生产队的时候，有一个老婆婆跟在我后面走了老远一段路，直到四周没人的时候，才满脸疑惑地跟我说：“你这个常德佬，原来，我看你和金姬顺走得这样勤，我还以为金姬顺和你是好朋友呢。”
我一怔，忙问：“怎么，你以为我和她不是好朋友吗？”
这个老婆婆就跟我讲了她在金姬顺临死前几天遇到的一件事：

那一天，老婆婆在田埂上遇到金姬顺，便同金姬顺开玩笑说：“那个常德佬，你的老朋友，最近好像很久没来看你了哟。”
“老朋友？”金姬顺不屑地撇撇嘴，说：“这个年头，谁跟谁是朋友？人跟狗才是朋友。狗比人可靠。”
看见老婆婆一脸惊讶，金姬顺叹了一口气，问她：“你是中国人，你帮我分析分析：那个常德城里百泰堂的聂婆娘，她经常跑到我这里来，到底是为了什么呢？会不会跟细妹子一样，也是为了从我这里找到发报机？”

曾德顺

第二十三章

第二十四章  刘开元



我叫刘开元，来自贵州广顺县。
其实，要说起世外桃源，你们武陵县的这个桃花源跟我们广顺县根本没法比，我们那里才是真正的世外桃源。我们那里有一座白云山，连明朝的那个皇帝朱允炆也往那里躲。在古代，我们那里叫夜郞国，现在，那里还有金竹夜郞侯四世祖金庸的坟墓，还有夜郞古城池遗址，社员们在山上挖树根时，曾挖出过金剑、方印、青铜匙等文物。
广顺县夜郞公社有一座杜鹃湖，杜鹃湖四周绵亘数十里的山岭上，鲜花繁盛，春暖花开时节，白色、红色、紫色、粉红色的杜鹃花竞相开放。杜鹃花谢后，映山红又争相怒放，与毛栗树、枫树的绿叶相呼应。夏天，漫山的杨梅绿叶荫荫，红果累累。
杜鹃湖旁有一所学校，叫夜郞中学。我就在这所学校担任语文老师。我从来都是一个循规蹈矩的人，从来不敢跟学校领导发生矛盾。但是，有一天开会的时候，我还是不小心把领导得罪了。
那天召开的是一个很重要很严肃的会议。我校的唐校长正在主席台做报告时，我因为多吃了几个生包谷，肚子胀气，一时没忍住，在会场上放了一个响屁，引得全场轰堂大笑。唐校长的报告被哄笑声打断了，虽然他当场没有发作，但我看得出来，他很不高兴。
我感到很紧张。散会后，我到唐校长办公室向他赔礼道歉。
唐校长说：“你写份检讨给我。”
我回家写好检讨，急急忙忙拿去交给他。他看后不满意，说：“你的检讨不深刻，没有挖到根子上。你以为你就只是放了一个屁这么简单？这么严肃的会议，这么重大的场合，你当着上级领导的面放屁，你这是目无领导。当时我正在念报纸上的社论，你刚好在这个时刻放屁，你这是在借放屁发泄对报纸社论的不满。”
根据唐校长的提示，我重写了检讨，深挖了根源。唐校长看了以后满意地笑了，说：“刘开元啊，你这人一点就通，是个人才。”

夜郞公社有个夜郞大队，夜郞大队有个地主子弟叫龙文。那年冬天修永库的时候，龙文同生产队的男劳力一起上了水库工地。
有一天，中午休息的时候，龙文正和社员们坐在一起抽烟。忽然，远处的山路上走过一支吹吹打打的迎亲队伍，于是，男人们的话题就转移到了女人身上。有一个社员指着龙文说：“狗日的龙文，都三十多岁了，他那根家伙还从来没有用过，也不知道生锈了没有？”
另一个社员说：“生锈还是没有生锈，把他的裤子脱下来检查一下不就知道了？”
这话得到了在场男人们的一致响应。龙文听说要脱他的裤子，他拔腿就跑。无奈追他的人太多，最终，他被人追上，裤子被脱掉了……
检查完毕之后，男人们开始了议论。
一个男人说：“嗬，长得还蛮粗的嘛。”
另一男人说：“生锈倒是没有生锈，就是不知道还能不能用。”
又一男人说：“到底能不能用，试一下不就知道了？”
大家都说是应该试试。
可是，怎么试？大家放眼望去，看到山坡上有几头水牛正在吃草，他们决定让龙文在水牛身上试一试。一头沙牛很快被牵了过来，他们把龙文抬到沙牛身后，然后强行让龙文趴在了沙牛的屁股上……
试完之后，男人们都哈哈大笑，开心极了。
作为地主子弟，龙文一直找不到老婆，这本是他心中的一道伤疤，今天遭受如此羞辱，龙文气得满脸通红，他紧握扁担对那群男人说道：“你们等着瞧吧，老子可不是好欺负的！”
男人们听了他的话，嘻嘻一笑，没有当作一回事。可是，大队的贫协主席听了这句话，上前一把揪住龙文，高喊道：“你这个地主崽子，竟敢威胁贫下中农，走，跟我到公社武装部去！”
龙文顿时吓得变了脸色，他抽打自己的耳光说：“我罪该万死！我不该对贫下中农讲气话！”
可是，贫协主席仍不肯松手。
龙文的父亲跑了过来，他扑通一声跪倒在贫协主席脚下，不停地磕头，哭喊道：“请你放他一马，我这个崽昨天大粪吃多了，今天尽讲混帐话。”
在场的男人们也都为龙文求情，说龙文讲的是玩笑话，不必当真。贫协主席这才罢休。
晚上吃饭的时候，贫协主席在酒桌上把他今天看到的这一场恶作剧讲给公社武装部的田部长听。田部长听了哈哈大笑，他向贫协主席打听细节：“你看清楚了吗？真的插进去了吗？”
贫协主席颇为得意地说：“我亲眼看见的，那还能有假？说实话，活了五十多岁，我还是头一回看见这样的稀奇事呢。”

第二年春天，靠造反发迹的广顺县县委书记胡达球到夜郞公社来视察工作，夜郞公社的龙书记和武装部的田部长陪同胡达球书记到田间地头检查春耕生产。
当他们一行人走到夜郞大队的时候，遇到几个社员正在水车上车水。胡书记走到水车边，同在员们打招呼。田部长向社员们介绍说：“这是我们广顺县县委一把手胡书记，他亲自到田间来看望你们了。”
社员们从水车上下来，同胡书记打招呼。胡书记和社员们聊了几句之后，兴致勃勃地想要爬上水车亲自车水。龙书记、田部长和几个社员把胡书记扶上水车，热情给胡书记做示范，告诉他怎样保持身体平衡，怎样踏水车才不会踏空。胡书记学得很快，三下两下就学会了车水，并且很快就车得相当熟练了。胡书记很高兴，车了约摸半个钟头，龙书记建议胡书记歇息一下。
胡书记便从水车上下来，坐在田埂上，同社员们拉起了家常，并且还拿出了自己的过滤嘴香烟散发给社员们抽。
社员们都惊呼起来，因为他们家里穷，平时抽的都是旱烟，从来也抽不起纸烟。至于这种带过滤嘴的纸烟，他们别说抽，连听都没听说过。
社员们点燃了胡书记的过滤嘴香烟之后，都纷纷称赞说：“嗯，胡书记给的烟就是不同，抽起来格外香。”
不过，有一个社员在恭恭敬敬地接过胡书记给的过滤嘴香烟之后，他并没有马上点燃抽起来，而是将这支烟夹到自己的耳朵缝里，然后抽起了自己带的旱烟。
胡书记感到疑惑，他问这个社员：“你怎么把香烟夹起来？我的香烟不好抽？”
那个社员说：“过年的时候，我女婿从部队回来，送给我几包这种过滤嘴香烟。我抽了一根，觉得味道太淡，我觉得还是抽旱烟过瘾。”
胡书记把目光转向龙书记，龙书记马上给胡书记解释说：“他女婿在部队当官，是个团长。”
胡书记听了微微一笑，说：“好嘛，也是个县团级。”
抽完了烟，胡书记站了起来，同社员们告别。
龙书记领着胡书记向前走，没走多远，胡书记忽然停住了脚步，望着远方的田野，似乎是漫不经心地问了一句：“刚才那个社员，他是什么成份？”
龙书记马上回答：“贫农。他家世世代代都是贫农。”

对于胡书记的这次视察，龙书记和田部长早就作好了准备，他们派人到杜鹃湖里捕来了鱼，到白云山上打来了各种野物，所以，在这天中午的餐桌上，各种山珍野味都摆满了。
可是，龙书记和田部长发现，胡书记似乎并不太高兴，他的脸始终绷得紧紧的。龙书记和田部长小心翼翼地劝酒，同时，头脑里也在紧张地揣摸着胡书记的心思。
酒越喝越多，胡书记的脸色开始红润起来，话也多了起来。他用筷子指着龙书记和田部长，语重心长地说道：“抓革命，促生产。你们夜郞公社，生产是搞得不错的，但是不能只搞生产，不抓革命呀。”
一听这话，龙书记和田部长，刹时变了脸色。
胡书记神色庄严地说：“据我看，你们夜郞公社阶级斗争的形势很严峻哪。”
田部长眉头一皱，灵光一闪，马上说：“胡书记说得不错，我们夜郞公社，阶级敌人十分猖狂，就在去年冬天，有一个地主崽子竟然奸污了集体的耕牛，并且还扬言要报复贫下中农！”
胡书记大手一挥，说道：“好好查嘛。要以这件事作为突破口，把你们公社的阶级斗争搞出声势来！”

于是，地主崽子龙文被抓到公社武装部接受审讯。田部长要他交代奸污耕牛一事，还必须交代他的幕后组织的名称以及组织的纲领、组织的主要头目。
龙文说他幕后没有组织。民兵们就把龙文架起来，放在火堆上慢慢烤。
龙文受不了，只好交代说他的行动是受一个蓑衣党的指使。
蓑衣党的纲领是“先杀党，后杀团，贫下中农杀一半。”
蓑衣党的主要杀人手段是往井里撒剧毒农药。
蓑衣党的主要头目是龙文的父亲和他的两个族兄。
龙文的父亲和他的两个族兄很快被抓到武装部接受审讯。
在经过一番“熏腊肉”式的烘烤过后，他们很快承认自己就是蓑衣党的主要头目，每个人又分别交代出了另外三个蓑衣党的成员。
这九个蓑衣党成员在经过“熏腊肉”式的烘烤过后，每个人又分别交代出了另外三个蓑衣党的成员……
战果辉煌。蓑衣党成员越来越多。夜郞公社夜郞大队夜郞生产队的一百多口人中，除了婴幼儿和妇女之外，差不多全部都成了蓑衣党。
“熏腊肉”式的审讯继续进行。
蓑衣党成员越审越多，从夜郞生产队向夜郞大队的其它生产队蔓延，又从夜郞大队向夜郞公社的其它大队蔓延，形势的发展充分证明了县委胡书记的判断：“夜郞公社阶级斗争的形势很严峻哪！”
一时间，夜郞公社人心惶惶，每个人都有可能被抓起来“熏腊肉”。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蓑衣党。被抓的人越来越多，白云山下的各个防空洞里都关押着嫌疑人。
为了加强对夜郞公社阶级斗争的领导，广顺县委向夜郞公社派出了工作组。工作组到达夜郞公社以后，决定在全公社范围内，更广泛地开展追查反革命组织的群众运动，公社、大队、生产队每一级都要办“交代问题学习班”，所有需要交代问题的人员分别被送进了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学习班。
作为夜郞中学的唯一代表，我也被送进了“交代问题学习班”。在学习班里，我被提审时，审讯员反复向我提出的一个问题是：“你在大会上放屁，到底受什么组织的指使？你必须交代出这个反动组织的名称、宗旨、组成人员名单。”
在进学习班之前，我早已听说有许多人在“熏腊肉”之后，或伤或残，所以，为了免受“熏腊肉”之苦，我便向审讯人员主动交代：我在大会上放屁，是受了地下反动组织杜鹃党的指使。杜鹃党的宗旨是向学生宣传各种反动思想，目标是努力把学生培养成修正主义的接班人。
后来，我被当作杜鹃党的主要头目，和其他反动组织的首领被转移关押到白云山的溶洞里。我们这批人的脚上被戴上了各种各样的脚镣：有的是在两条腿上分别被绑上两把锄头，有的是脚上被绑上石头，还有的是脚上被绑上木棒。
我私下里悄悄打听后得知：凡是被转移关押到这个溶洞里的人，都是或多或少同公社、大队、生产队干部结下私人恩怨的人。比如夜郞大队的杨立文、杨立武两兄弟，就威胁过夜郞大队的民兵连长杨军山。
杨立文、杨立武有一个妹妹，是个远近闻名的漂亮姑娘，民兵连长杨军山虽然早已娶妻生子，却对这个漂亮姑娘念念不忘，因为有杨立文、杨立武这两位高大威武的兄长保护，杨军山迟迟不能得手。这一次，借着深挖反动组织的东风，杨立文和杨立武被民兵抓了起来。经过“熏腊肉”，两兄弟不得不承认：他们成立了一个反动组织——还乡党。还乡党的宗旨就是暗杀夜郞大队、夜郞公社的主要领导，然后取而代之。
在溶洞里，大家情绪低落。杨立武说：“这一回，不被他们这帮人折磨死，也会被弄成个残疾人，或者是在牢里呆一辈子。”
杨立文说：“只有想办法逃出去，或许还可以保一条命。”
我说：“往哪里逃？”
杨立文说：“就往白云山上逃。你想想，白云山能藏得下一个皇帝朱允炆，还藏不下我们几个草民？”
杨立武说：“要逃就大家一起逃，让民兵一下子不知道该抓谁。”

曾德顺

第二十三章（2）

逃跑的机会还真的说来就来。有一天，县委派来的工作组决定在白云山下召开夜郞公社万人斗争大会。为了制造声势，这次被批斗的对象，除了我们这些学习班的成员之外，全公社的四类分子也被抓来陪斗，所以批斗台上人挤人，民兵们简直有点招架不过来。
那天的万人斗争大会刚开始的时候，天边就有了隐隐的雷声，随着大会渐入高潮，雷声也越来越大，闪电从我们头上咔嚓地闪过，台下的贫下中农们发出了一声声惊恐的尖叫。
眨眼之间，倾盆大雨铺天盖地砸了下来，淋得人睁不开眼睛，天地之间一片昏暗。这时，我听到站在我旁边杨立武、杨立文忽然高喊一声：“阶级敌人们，赶快逃命啊！再不跑就没有活路啦！”
我醒悟过来，拔腿就跟着杨立武、杨立文往白云山上逃跑。
我和杨立文、杨立武逃进了白云山。三个人背靠背，解开了捆绑我们的麻绳，躲进了树林里。
傍晚时分，天放晴了，我们在山上遇到了一个羊倌。羊倌告诉我们：现在各条进入白云山的路口都有民兵把守，还有民兵正准备搜山。
听了羊倌的话，我们不敢下山，只能往大山深处躲。在途中，有时能在地上看到豹子和野猪的脚印，杨立文兴奋地说：“这里有野猪和豹子，这是好事，那些民兵轻易不敢到这里来。”
到了晚上，我们三个人都不敢睡觉，只能三人轮流靠着眯一会儿。山风吹过，到处都是飒飒的声音，总觉得有人拿着梭标正急速朝我们冲刺而来。
第二天早晨，我们都饥饿难耐。杨立武说：“翻过这座山，那边有个知青林场，到那里去找点吃的。”
杨立文说：“林场周围可能早已设下伏兵。”
我说：“我们可以先悄悄在林场周边观察一阵，摸清情况了再进去。”
杨立武支持我的想法。我们便向知青林场进发。
到达林场对面的山头之后，我们爬上一棵枫树，观察了一个上午，发现林场只有两个知青在晒包谷，我们决定冒险进入林场。
林场的知青显然早已接到了上面的通知。当我们突然闯进林场晒坪时，一个知青吓得大叫着往山下跑，另一个知青准备去拿架在一边的猎枪。
我们把这个知青绑了起来。杨立文一边踢他一边骂他：“你竟敢拿枪对我？老子真的是阶级敌人吗？老子在朝鲜战场打美国鬼子的时候，你在干什么？”
我们在林场的仓库里装了一袋包谷，然后急匆匆地离开了。
知青向武装部报告了我们的行踪。这天夜里，当我们在树林里打盹的时候，离我们不远的地方忽然出现了几道手电光，我们仓皇逃跑。我只顾拼命地往草蓬里钻，不知道跑了多久，直到后来实在走不动了，我才停了下来。这时，我才意识到，我已经和杨立文、杨立武兄弟失散了。
我独自一人在山上度过的这个夜晚显得特别漫长。山上蚊子多，咬得我不得安宁。山风阵阵，我穿着被汗水浸湿的衣服，冷得瑟瑟发抖。
我在山上躲了三天，从知青林场抢来的包谷吃完了。我饥肠辘辘。我想，总这样躲下去，不出几天就会饿死。我想起了我的一个学生，他是富农子弟，成绩很好，我曾冒着风险，到他家家访过几次，他的父亲十分感动。这位学生的家位于一个偏僻的深山坳里，周围没有邻居。
天刚蒙蒙亮的时候，我摸到了这个富农家的后山上。这个富农上后山砍柴时发现了我。他把我领进家里，让我吃了一顿包谷饭，又让我换上了一身干净衣服。他告诉我：公社的广播一天要响好几回，民兵们到他家搜查了三次了。他给了我五元钱，让我乘着天未大亮，赶快逃走，躲得越远越好。
从富农家出来，我猫着腰，专挑僻静山路走，一边走一边想：“我该躲到哪里去呢？”
我想起了我的表姐，她嫁到了邻近的长鹿公社，我决定到她那里去躲一躲。
可是，这天深夜，当我轻轻叩响表姐家的房门以后，表姐却不肯开门让我进屋，她急忙催促我：“你赶快走，公社的广播已经播了好几遍了：凡是抓到你们中的任何一个，公社奖励包谷一百斤，大米三十斤。你再在这里磨蹭，我不抓你，邻居也会抓你，你听听，周围的狗已经叫成一片了。”
看来，广顺县我是不能呆了，于是，我连夜逃往邻近的惠水县。
我在惠水县四处流浪。由于没有大队、公社开具的路条和搞副业的证明，我帮人家干活不敢要工钱，只求能填饱肚子。可是，就是这样的生活我也同样过得心惊肉跳。
有一回，一个生产队因为烧石灰需要大量柴禾，我帮他们去砍柴。我在山上搭了棚，一个住在那里，难得遇见一个人。有一天，我背柴到石灰窑边，烧窑师傅的外甥来看他，恰好遇见了我，他说：“你不是夜郞中学的刘开元老师吗？怎么跑到这里来了？”
我连忙说：“你认错人了。”
这天夜里，我起来小便，忽然看见山下有几只火把正朝我这个方向移过来。我想：糟了，那个烧窑师傅的外甥告密了。
我立刻拔腿狂奔。
这一次经历让我认识到：我教书十多年，学生遍布广顺、惠水，只要待在这两个县，我随时都可能被学生认出来。我必须要逃到一个无人认识我的地方才安全。
我决定逃往贵阳。贵阳是省城，那里没有一个人认识我。我不敢坐车，只能走路去贵阳。有时晚上走，有时白天走。
有一次，我看到路上有一位老人在推独轮车，独轮车上装着两竹篓南瓜。我见老人累得满头大汗，便热情上前帮忙。我推着独轮车，老人跟在我身边，我向他打听贵阳城里的情况：“贵阳城里有民兵抓人吗？”
老人说：“有工人纠查队查证明。”
我问：“被抓到会怎么样？”
老人说：“那可不好说，有的会被关起来，有的会被遗送回原籍。”我们走到贵阳城郊的时候，我看到远处戴红袖章的人在盘查路人。
我跟老人说：“我身上没有路条，等一下，要是有人盘查我们，你就说我是你侄子，行不行？”
老人停下了脚步，狐疑地看了我一眼，说：“你是不是个逃犯啊？”他从我手里抢过独轮车，说：“我不要你推车了，你快走开，再不走开，我就要喊人了。”
我只好离开了他，岔向一条小路。老人回过头来，朝我高喊：“你这个坏分子，还不快跑，我要叫纠察队来抓你，可以领到十个包谷的奖赏。”
我顺着小路猛跑起来，一直跑得精疲力竭，才停了下来。歇息了一阵，我才注意到我的前面是两条铁轨，我不知道这铁轨是通向何方的。一条铁轨上还停着一列火车，火车是装煤的。我想：“我何不爬上这火车躲一躲呢？如果火车能把我带到一个没有熟人的地方，我不就安全了吗？”
我爬上了火车，在煤堆上躺了下来。没有多久，我就睡着了。
我实在太累了，一直睡到了第二天下午才醒来。火车在一个小站停车时，我从车上爬了下来，跟一个路人打听：“这里是什么地方？”
路人说：“这里是九子冲。”
我问：“哪里的九子冲？”
路人说：“辰溪县的九子冲。”
我又问：“哪里的辰溪县？”
路人说：“怀化的辰溪县。”
我松了一口气，心想：我已经离开贵州了，离开夜郞国了，我已经来到湖南怀化的辰溪县了，这里再也不会有熟人告发我了。

就这样，我开始了在湘西的流浪生涯。
我在湘西干的第一件糊口的活路，是和几个青壮年劳力去放木排。我们几个人把几十个立方米的木材捆扎好，做成木排，每人手拿一根竹篙，站在木排上，让木排顺着沅水向下游流去。我们的木排从辰溪县的仙人湾出发，经过泸溪、沅陵、桃源，最后到达常德的德山。
初次放排，我觉得新鲜，站在木排上，望着碧蓝的天空飘着朵朵白云，顿有心旷神怡之感。沅水两岸郁郁葱葱，万绿丛中缀着树树枫叶，山坡上，包米、桔子挂满枝头，溪河里，鹅鸭戏水，鱼虾欢跃，到处都是祥和的景象。
在木排上，放排人闲聊时讲的大都是关于湘西土匪和沉排的往事。他们指点着沅水两岸告诉我：在以前，这一带到处都是土匪。土匪朝水里放几枪，将放排人逼到岸边，他们跳上木排，将放排人洗劫一空，甚至连衣服裤子也不放过。所以，经常会看见有的放排人全身赤裸地站在木排上，成为沅水的一道独特景观。
沿沅水放排，最险的地段是青浪滩。青浪滩的打排岩像一尊呲牙咧嘴的恶神，迎浪挺立，岿然不动，把大浪撞得粉碎，无数的木排在这里排散人亡。所以，木排到了青浪滩，按照当地的规矩，得请当地人“送短”。年轻力壮的送短人跳上木排，代替放排人，将木排飙过青浪滩。青浪滩水势凶猛，木排时而跃上浪尖，时而沉入漩涡，真是吓人。可是，世代居住在这里的送短人，他们若无其事，稳抓桡把，朝着滩礁冲去，顺利驶过险滩。
有一次，我们的木排经过泸溪县境内一个拐弯处时，土坎上的一块石头突然崩塌下来，砸到了我们木排上，木排被砸散了，一个放排人被砸死了。
经历这次意外之后，我觉得放排太危险，我决定不再放排，我在沅水的一个荒岛上帮人砍芦柴。
荒岛上，那紧密的芦柴和柳树比禾苗还密，要用柴刀砍出一条路才能进去。荒岛上可以捉到甲鱼和草鱼。在鱼类产籽期，黎明时分，只需用一根木棍，就可以打到很多产籽的鱼。这些鱼味道鲜美，我一生中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多鲜鱼。到了傍晚，成群结队的水鸟飞回荒岛，遮天蔽日。有一回，我路过一处水鸟的栖息地，看到草丛里横七竖八地躺着因为互相争斗而致死或致残的水鸟。我大为惊讶：原来鸟类也搞阶级斗争啊！
砍完芦柴，我又在沅陵县棋坪公社找了一份烧炭的工作。
烧炭的日子并不轻松，一个人在山上搭个草棚，独自度过漫漫长夜。山上各种动物都有，野猪和狼更是伤人的动物，我只好通宵都点燃一堆火。有一回，生产队长的粟队长到山上来挑木炭，看了我住的草棚，发了慈悲心，让我住到粟氏祠堂去。
住进粟氏祠堂以后，我才慢慢了解到，当地人自称他们是乡话人，讲的方言叫乡话。而外地人则称他们是瓦乡人，讲瓦乡话。粟氏在当地是大姓，粟氏祠堂很大，有上下两层。按照瓦乡人的习俗，一个人上了三四十岁，就要准备一口像样的棺材。由于山上有的是树木，所以家家户户都做了棺材，把做好的棺材都放到祠堂里。
刚开始住进粟氏祠堂时，看到这么多棺材，我心中还是有点打鼓的。晚上出来小便时，听到黑暗中的棺材里发出奇异的响声，我还以为是棺材里有鬼，吓得浑身直哆嗦。
第二天，我跟粟队长提起棺材里闹鬼的事。粟队长摸着下巴上的短髭，无声地笑了。他说：“哪里有什么鬼？棺材都是湿木做的，放在祠堂里变干的时候，会发出噼噼啪啪的声音。”
听了粟队长的解释，我也就不怎么害怕了。
后来，在粟氏祠堂住久了，我开始喜欢这个地方了。
瓦乡人的跳乡节是农历十月初九。到了这一天，粟氏的几百号族人齐齐聚集到粟氏祠堂，家家户户带来了他们用大米、粟米、高粱、包谷、豆子等五谷蒸出来的酒，还有粑粑和豆腐。夜幕降临时，老刹（巫师）和粟氏的长者吹响了嘹亮的号角，祠堂里一片沸腾。
初更时，老刹身着红袍，手持司刀，振振有词地念起了一段又一段的请神、修殿、铺堂、酬神等丰收经，接着唱丰收歌，时而独唱，时而与族人对唱，还有领唱、合唱。
三更过后，全族人共尝“五谷香”，即饮五谷酒，吃五谷饭。每九个人聚一桌，每人用一根筷子穿起豆腐坨坨来大吃大嚼。酒足饭饱之后，跳乡活动进入高潮，祠堂里除了呜呜的牛角声之外，还有咚咚的锣鼓声，带有几分醉意的青壮年男子以老刹为中心，踏着牛角声和锣鼓声翩翩起舞。老刹脚下垫着一个脸盆大的菜枯饼，他就在这菜枯饼上旋转起舞。有的后生子竟然爬到了祠堂的殿堂屋架上，在狭窄的排扇缝中穿梭自如，手舞长头帕，显示着九龙悬梁之态。
狂欢活动通宵达旦，直到天亮后，老刹带领族人到各家各户去驱赶七煞，祠堂里才安静下来。
粟氏族人死后，首先要在祠堂里放一个星期，于是，祠堂变成了灵堂。瓦乡人崇尚红色，女人老死后穿红衣，盖红被子。无论男女，人死之初都要烧落气纸钱。入殓时，必须要在死者口中放一点银子，名曰“含口银”。

曾德顺

第二十三章（3）

白天，死者家属要披麻戴孝，并在棺材边大哭不止。我喜欢听这种痛哭，尤其是女人的痛哭，因为这种痛哭就像唱歌一样，一长串一长串，十分动听。有一位婆婆跟儿媳吵架之后，想不开，上吊死了。她的女儿在她的棺材边这样哭唱道：

我的妈妈你蠢不蠢啊，
漆黑的山洞你就要走到头啊，
饭甑只差最后一把火啊，
千辛万苦你都尝尽啊，
苦尽甘来的日子就在眼前啊，
为何你不能再忍一忍啊？

听了她的哭唱，我心中暗忖：我现在是不是正走在漆黑的山洞里呢？什么时候能走到山洞的出口呢？
有一位后生子，刚满十八岁，在水库工地被炸药炸飞了，收尸的时候，只捡到了他的一条腿，所以放在棺材里的没有全尸，只有死者的一套衣服和一条腿。死者的姐姐这样哭唱道：

我的弟弟你亏不亏啊，
你在阳间受尽累啊，
如今只剩一条腿啊，
到了阴间还做跛子啊。

听这个姐姐哭得悲悲切切，我暗自摸摸自己的两条腿，忽然觉得自己是幸福的。
有一位地主子弟，与族人发生纠纷，被族人打伤了，他想不开，一气之下跳河自杀了。他的这一举动似乎把族人们都得罪了，所以，在这偌大空旷的祠堂里，只有他的妹妹在半夜时分，偷偷跑到他的棺材边哭唱。
妹妹面对着棺材里哥哥肿胀的尸体，她的哭唱与别人的哭唱完全不同，别的女人的哭唱婉转、悠长、动听，这位妹妹的哭唱却是怒声的控诉。她紧握双拳，咚咚捶打着棺材，满腔悲愤地责骂、诅咒她死去多年的父亲：

我那造孽的爹爹呀，
别人打牌你插秧呀，
别人卖屋你买田呀。
你省吃俭用置家业呀，
划成地主害子孙呀。
愿你千秋万世做门槛呀，
任人践踏永无疆呀。

如果有人是为了粟氏族人的共同利益而死的，那么族人们就要把死者的遗体摆放在粟氏祠堂里，共祭十八天。
粟氏族人中有一位老光棍，平日里游手好闲，偶尔也干点偷鸡摸狗的勾当。有一回，在与外族争水的冲突中，这位老光棍手持扁担，一马当先，杀入敌方，被外族人用锄头挖死了。于是，这位老光棍成了粟氏族人中的勇士，他的遗体被安放在祠堂里，全族人为他披麻戴孝，共祭十八天。
祭祀仪式由春倌主持。春倌必须是懂得天文、历法、熟悉农事、并善于念唱的人。在这十八天里，村里的男人们在春倌的带领下，把死者的英勇事迹和他为人处世的美好品德编成歌词，轮流唱颂。歌唱者一边唱颂，一边有节奏地敲着牛皮大鼓，以示死者是在激战中壮烈牺牲的，祝愿死者在十八年后又成为英雄好汉。其他的族人跪在棺木边听唱，致哀。
春倌唱完了，换一个人接着唱下去。替换者必须高歌而起，并抢过鼓槌，一边击鼓，一边唱，如此轮流抢唱，没有冷场的时候。
由于粟氏族人众多，光是寿终正寝的，每年也有十来个人。此外，还有病死的，跳河死的，上吊死的，村与村发生械斗而被打死的，还有斗争大会上被打死的。所以，每隔几天，祠堂里就会摆上一具尸体，在尸体旁边还会摆上供品。
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等哭唱的人离开之后，我就会溜下楼去偷供品吃。棺材一般都是停放在木架子上，旁边点着一盏桐油灯，山风习习，桐油灯像鬼火一般忽暗忽明。棺材旁边放着一张供桌，桌上摆放着腊肉，糍粑，桃子，干鱼等。
除了我之外，被供品吸引过来的还有一群又一群的老鼠。老鼠们上窜下跳，发出叽叽的欢呼声。老鼠的欢呼声又招来了野猫，野猫追逐着老鼠，在死者的尸体上踩来踩去，咪咪吼叫。还有狗。狗追赶着野猫，把桐油灯踩翻了，祠堂里顿时一片漆黑，只有老鼠的眼睛，野猫的眼睛，狗的眼睛，在黑暗中闪着绿荧荧的光。
每次去偷供品，我都要手持一把锄头。在争夺供品的战斗中，老鼠、野猫和狗，一点也不惧怕我这个大活人，它们冲过来咬我的脚，撕我的裤子，或者直接朝我身上猛烈撞击。我挥舞着锄头与它们搏斗，气喘吁吁，大汗淋漓，有时，偶尔瞥见躺在棺材里的尸体，我似乎看见死者嘴角挂着一丝嘲讽的冷笑。

为了糊口，我流浪到了桃源县，干起了守野猪的差事。
有一个生产队的包谷种在山上，野猪常常跑进包谷地糟蹋包谷。需要派人防守野猪。但是，守野猪这份差事，本地人谁也不愿意干，生产队长只好请我这个流浪汉来帮忙。
我用三根木头支起一个棚，用四根粗壮的木棍扎成一个床，再在棚外用石头垒起一个灶，这样，一个临时的家就算是建成了。我睡在空旷的山野中，任山风拂面，听虫蛙鸣叫，觉得山上的日子其实也还算惬意。
我的草棚是没有门的；这山上常发生老虎、豹子、狼等猛兽伤人的事，所以晚上睡觉时，我总是把柴刀放在身边。不过，我没有想到的是，蛇也会来骚扰我。有天早晨起来时，我掀开破棉絮，床上竟然躺着一条花蛇，它居然和我共眠一宿。
茅棚的对面山坡上就是生产队的坟场，绿荧荧的鬼火在夜幕下像狼的眼睛。远处的山谷中不时传来不知什么动物悠长的吼叫，近处的树丛里突然会窜出几只山鸟，扑愣愣地从茅棚顶上飞过。为了驱赶心中的恐惧，我有时大声唱歌，或是拿出铜锣，拚命敲打，锣声响彻山谷。
下雨天最麻烦。有时，我在迷糊的睡梦中，突然被炸雷惊醒。起来一看，只见天昏地暗，狂风大作，闪电把树林照得雪白，风中的树木张开舞爪，好似群魔乱舞。棚顶的茅草也被刮跑了，只剩下几根青藤，瓢泼的大雨把我淋成了落汤鸡，我双臂抱膝，蹲在地上瑟瑟发抖。
山上有许多野果，其中尤以猕猴桃的味道最美。猕猴桃长在灌木丛中，采摘时要先用柴刀在荆棘中砍出一条小路来。刚摘来的猕猴桃硬挷挷的，并不适合马上食用，我把它们摊开在地上，等它们变软了才掰开食用。
独自一人住在山上，有时也会寂寞，我希望能有人经过我的茅棚，跟我聊聊天。这种情况很少发生。不远处的山坳里有个麻风病院，偶尔会有个别麻风病人从此路过，但我不敢同他们说话，他们也不同我说话，只是用奇怪的眼神扫视我一下，然后，就不声不响地走过去了。为了不让我的舌头僵化，我独自一人，朝着群山唱夜郞古歌。

有一天，我下山买盐。回来的时候，天已漆黑。路过生产队那片坟地的时候，我的脚忽然踩到一团软乎乎的东西上，我跌倒在地上。还没等我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有一团东西压在我的身上了。它不出声，只是狠狠地往我身上压。
我一把抓住它，感到它身子是热乎的，于是我大喊：“你不是鬼！鬼的身子是冰冷的！”我翻身起来，骑在它身上，一拳又一拳地揍它。
这时，它出声了：“伙计，别打啦，你再打，我真的要变成鬼了。”
原来是个睡觉的流浪汉。
他站起来，摇摇晃晃地离开了，嘴里咕哝道：“没想到睡在坟地里也不得安生。”
还有一回，我从山下背米上山，隔老远就看到一缕青烟从我的草棚那个地方升起来。我心中疑惑：难道有人借我的灶煮东西吃？
我飞步跑向茅棚，结果发现烟是从我茅棚后面的一块空地上燃起来的，一堆青草在那里焖燃着。我走进茅棚，茅棚里空无一人，床上也没有翻动过的痕迹。
不过，让我大吃一惊的是，在我的床底下有一大滩血迹，不知是人血还是动物的血。一股浓烈的血腥气扑面而来。
我走出茅棚，在银色的月光下，四周的山林一片宁静，淡淡的雾气弥漫在树林之间。是谁割来一堆青草？他又是如何让青草燃烧起来的呢？他点燃这堆青草的目的是什么呢？床底下的这一大滩鲜血又是怎么回事呢？
这天夜里，我躺在床上，反复思考着这件怪异的事情，却怎么也没有理出个头绪来。唉，这个世界是怎么回事呢？……我原本在贵州的夜郞中学当语文老师，怎么会沦落到桃源县的这个山上看守野猪呢？我想，这大概就是哲学上讲的不可知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