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胡敦荣 于 2018-3-11 20:07 编辑
那时的人
不知风水起了什么变化,我国上上下下滋生了许多苍蝇、蚊子、老虎。自从习主席竖起了反腐大旗,贪官污吏已有不少落马。现在无硝烟的歼灭战仍在激烈进行,大快人心的捷报频频传出。 有时我常以草民之心度那些达官贵人之腹:你们贪那么多钱财干什么?广厦三千夜卧八尺;美味佳肴堆彻,一日三餐能吃多少!那些携巨款外逃之徒,既是日日琼浆玉液、玉盘珍羞,却如丧家狗过着惴惴不安的日子,也难登天堂,何苦呢!但转念一想,这毕竟是草民的眼光、草民的肚量,看不到也想不到拥有金山银山之妙美。寻根上朔,概因祖上没出过大富大贵之人,根本不懂或不会享受荣华富贵。父亲过去是打短工,母亲是童养媳,皆泥腿子出身,他们接受的信念就是:“英特纳雄奈尔,就一定要实现”,为了这个信念,他们终生不渝。 1959年至1967年我家在淄川的太河公社住了八年,母亲当年是太河公社党委委员公社妇联主任。1960年至1963年是我国暂时生活困难时期,粮食和各种物资都紧缺,我们和大多数人一样,天天吃糠咽菜,一个个面黄肌瘦,饿的三根筋挑着个头。就是那样,没见母亲额外往家拿一粒粮食,她只是用她那不多的工资千方百计地买糠、买玉米骨头……抽空带我拔把野菜、采野草种子。 前年听朋友说,一对太河的老夫妻在张店一派出所看门,他们认识我的父母。很欣喜地前去拜访,他们拉着我的手像见到亲人似的说:“你就是冯主任(母亲)的闺女,你妈可真是个好人!农忙时她黑白地在俺村里带俺抢收抢种,她走时俺给她一点小地瓜,俺都撵出半里路去她也不拿。她在俺村里干活,从没吃俺村一口饭……”人家不说,我们还真不知道,那正是我们挨饿的时候,软软甜甜的煮地瓜可是令我们垂涎欲滴的。记得有一天,我饿得实在不行,就跑到村外高粱地里打了一把乌霉,(一种不再结子的高粱菌)坐在地头狼吞虎咽,这种现在人看见就恶心的东西,那时却能暂时解决一下饥肠辘辘。当年我只记的太河公社的妇女,都把母亲当知心人,凡家庭不和、夫妻打架,在家受了委屈的妇女,都翻山越岭找到母亲诉苦,母亲一定挺身而出为她们讨回公道。 要说贪呢,还真有那么一回,但母亲不知道。那是1963年我去周村考师范的事。我们淄博二十中四十多名参考者,人人都打包小包地带足了三天的干粮,有的烙上发面饼、煎上豆腐干,有的蒸上白白的馒头,最差的也是烙上芝麻盐煎饼,穷家富路吗。而我呢,母亲出差了,家里什么也没有。一位曾多次得到母亲帮助的婶子,用一小手帕对折缝一小袋子,装了半袋炒面(麦子炒熟磨的粉)给我当副食,她 不知道我没有其他干粮。我就带着这半袋炒面考了三天试。每到吃饭时,人家都谈笑风生地吃着自带的美食,我则用一茶缸拌几勺炒面,寻个无人注意的角落匆匆吃掉完事,就是这半袋炒面帮我考上了淄博师范。这是我背着母亲收的贿,现在说来人们很难相信。不是母亲觉悟高,那时的人就是这样。小时候,我们被父亲重重地打了一次,因为二姐领我们到农民的地里折了几根田秫秸(玉米秸),正在我们津津有味时,被父亲撞到,他二话没说,夺过二姐手中的玉米秸,对着我们劈头盖脑地打了起来,一边打一边愤愤地说:“叫你们糟蹋农民的庄稼!”现在想想,脾气暴躁的父亲爱憎分明,他不允许我们做一点损人利己的事。父母在淄博算是资格很老的干部,可我们兄妹上学、参加工作,没有一个是靠他们的关系,每个人的路都是自己一步步地往前走。 与好友耿翠凤聊天时,她谈到六十年代生活困难时,她父亲当生产队长,队里的粮食就存在她家的一间屋子里,钥匙在她父亲手中。他们兄妹很多,都饿的皮包骨头,但她父亲从未开门为自己的子女拿一粒粮食。她们天天饥肠辘辘,也没一个人打那粮食的主意。她父亲就是一普通农民,没受过大教育,不会讲大道理,就知道公私分明是做人的起码道德,如若越过这底线,就无法做“人”了。 那时的人就是这样,无人监督,自己却懂得做人的砝码,不损人利己这是底线,他们认为倘若冲破这底线,就不配做人。我的父母是这样,耿翠凤的父亲是这样。那时千千万万的人都是这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