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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死男女帮
周村、张志成
（一）
1994年的冬天，济宁市的一位老江湖老陆，突然造访我家，问我要不要工人。当时正有几台手工注塑机开不起来，就很高兴地问道：“有几个人？”
“有六位小青年，三男三女，都是成对儿的，主要是快拿主意，你要不要给个准话儿，不要我可就送给别人了。”
我知道他是在用激将法，这招儿对我根本不起效。那时候的个体户都是在四合院内干活，无论谁家也无法安排这三对男女的住宿。我就拉着老陆到我的两间小东屋里说：“就是这点住处，你看行吗？”
想不到老陆喜出望外，“好好好，足够了，住在这个地方他们应该知足了。走，他们还在村外等着呢，咱去把他们领过来。”因为急需工人，我就傻乎乎地应允了。事成后，老陆按招一个工人十块钱的价格收了我六十元，又向他们收了六十块钱。
我那两间小屋总共三米宽六米长，北边靠墙还放着两个盛粮食的大缸。无法相信，那三对男女竟欢天喜地得，住在了一个不足四米长的大通铺上。每到晚上，在狭小的空间里，他们一人抱一个，喜喜哈哈的总是闹到半夜才安静下来。
我哪里知道，他们是从派出所里跑出来的。
时间长了，通过结触和啦呱，我也慢慢了解到他们内部的一些情况。
在山东、江苏、安徽、河南四省打界的地方有那么几个县，国家的政策和法律显得十分无力，姑娘和小伙子过了二十岁就很难找到对象，有的小姑娘只有十七岁就当上了妈妈。不仅如此，哪地儿的彩礼也多得出奇，早在1994年的时候，女方要的彩礼就达五万元之多。那个时候农村的万元户还寥寥无几，更别说萧县是个贫困县了。
港河西畔某村的李秋菊，强忍着被父母毒打得混身疼痛，带着简单的行礼，翻过低矮的土墙，急乎乎地跑到邻村罗家的墙外，用小石头轻轻敲击着罗刚的住处小东屋，她一见罗刚就扑在他的怀里泣不成声，“罗哥，咱们私奔吧，要不我就死定了。”
罗刚今年二十一岁，和比他小三岁的李秋菊是初中时的同班同学。他们刚毕业就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罗家又拿不出那么多钱。李家就给秋菊另找了一家，李秋菊死活不同意，直到她父母动粗。李秋菊感到无路可走，只好夜奔来到罗家。
罗刚把她领到家里，和二老诉说了秋菊的想法，二老觉着罗刚的年龄再拖延就会耽误大事，就同意了他们的意见，母亲给他准备行礼，父亲给了他们千把块钱，流着眼泪对他们说：“不生孩子不要回家，只要生米做成了熟饭，看他李家还有什么办法。”
一夜之间他们也不知道走了多少路，到了大公路上天已大亮。两个人高兴地抱在一起，庆贺着他们的成功出逃，然后坐在行礼上吃东西。
从西往东赶的一男一女渴得不行，见到他们停住脚步，男的向他们讨水喝，并把军用水壶先递给他的女同伴。罗刚就问道：“看你们的样子是要远行，敢问二位是干什么的，要到哪里去？”
男的叫吕浩，二十岁，女的叫王娜，十七岁，见问，看了一眼王娜，不好意思地说：“逃婚的，听说淄博好挣钱，想到徐州搭火车。”
罗刚与秋菊对视了一下，都笑了，“好呀，咱们一路走吧，同命人也。不过，咱们不能去徐州，家里人肯定会去徐州拦截，咱们应该指东打西，坐公交车去商丘赶火车，做到万无一失。”吕浩两个很佩服罗刚的主意，齐声赞同。
在商丘火车站，他们又碰上砀山的一对同命人，男的二十一岁，叫刘振，女的十八岁，名叫江水。因为都是逃婚和抗婚的，碰到一块儿就是缘分，他们在火车站内当即拜了把子，“六人帮”正式组成。
（二）
西宁至青岛的特快列车把他们安全地送到淄博火车站。车站的候车厅里到处是背着行礼包的打工者，他们举目无亲，很是无助，一时不知道如何是好。还是大哥罗刚沉得住气，他说：“有这么多打工的在这里等着，看这架式是在等人，咱们静覌其便吧。”
果然，一位砖场的老板以日工资男二十元，女十五元的价格雇用了他们。正愁无处安身的“六人帮”听说能赚这么多钱，就坐上了那位老板的面包车。
谁知道进了砖场如同进了监狱，只准进不准出。白天干活，四面都有几个彪形大汉手持木棒巡逻，晚上男、女休息的大草棚子的门口，都有人站岗，就连夜间上厕所都会有人跟着。由于“六人帮”里的三位姑娘正当妙龄，长得又十分水灵，经常受到工头和那些保卫人员的欺负。有个晚上，秋菊上厕所晚来了一会儿，引起了王娜和江水的警觉，她两个不顾一切地大喊着冲出来，惊动了全场，那两个护院人员才放了秋菊。
第二天，“六人帮”手持木棍，到处寻找那两个保卫人员拼命，吓得场主一个劲儿地说好话，并让那两个人渣陪情道歉才算了结。
“安徽人敢拼命”的说法传遍全砖场，“六人帮”的名号由此正式确立。全砖场的人谁也不敢随便找他们的麻烦。自然，端人家碗受人家管的“六人帮，”在罗刚的约束下，都顺从着砖场的安排，谁也不会主动惹事。
经过了这件事，他们感到了团结的力量，就此，他们集体发誓：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死活不分帮。
几个月下来，原来英俊潇洒的小伙子，脸庞变成了枣红色，脊背上也不知道爆了几层皮，润滑的上身变得釉黑釉黑。那三位细皮润肉的大姑娘的脸儿，经不住天天紫外线地照射，失去了原来的光泽，蒙上了一层薄薄的黑纱，好像成熟了许多。然而，他们觉着是幸福的，除了不能两口儿单独睡觉之外，他们有得饭吃，有得棚住，还有得钱挣，心里还是踏实的。
冬天来到了，因为怕冻坏毛坯，所有的砖场到了这个季节都得停产放假。砖场为了保住明年的工人，只发给他们一半的工资，说明年开工后再结清。在那个年代，这样的结局已算上乘了。但是，四顾茫茫的“六人帮”不但丢掉了饭碗，同时也失去了立锥之地。面对现实，胆小的王娜开始想家了，抱着江水哭出声来。
（三）
罗刚发现了我们村子东坡的一个机井屋子，在这有框无门的狭小空间里，无法相信他们三对儿是怎么安下家来的。饿了就到村里买馒头吃，渴了就到一家包地种的人家讨碗凉水喝。就是这样的日子也没有过上几天。也不知道是什么人到派出所举报了他们，说他们是群宿群奸，派出所就把他们全都抓了去。不但没有捞着一分钱的油水，还白白管了他们三天饭，大呼赔本。最后不得不故意设了个漏洞，让他们自行逃走。
想不到这事儿被跑江湖的老陆碰上，他的孙女在我家打工，知道我缺人手，就做了件即有利可图，又有功德的大好事。
一段时间里，他们的事儿传遍全村，说我家里雇用了一个流氓团伙，幸亏派出所知道这事儿，才各自相安无事。只是给我们家带来许多不便，他们晚上闹到很晚才睡，从他们的门前走过，听到得脏话不堪入耳。早上不喊不起，纪律的自觉性也很差。家里只有一个厕所，我就挂上一个牌子，一面是空白，一面写着“有人，”可那个牌子永远都是“有人。”
随着时间的推移，通过我（工人）和妻子（教师）的传帮带，加上苦口婆心地耐心教育，
（我相信，这个过程会影响他们的一生），他们在一天一天的改变着。时间长了，我院子里的卫生他们都抢着干，大缸里的用水总是满满的。江水和王娜爱唱歌，还特别善长黄梅戏。男人在开机器，女的会坐在旁边唱歌和唱戏，一家人其乐融融，这是他们逃婚以来最幸福的时刻。
他们对我说：“我们决定在山东安家，不再回我们那个县，在我们那里，每家都有三到五个孩子，不生儿子不算完，姑娘十七，八岁就得结婚生子，而且彩礼重得没法说。就连死个人都得花上四天的工夫，还得花上几万块钱。(到2016年，除楼房和汽车外，得备足35万元的现金才能娶到媳妇——作者)。如果我们再回头，我们将祖祖辈辈逃不脱，那张封建意识的大网。”（现在看来，他们说对了也坐对了。）
他们在我家度过了安全又踏实的一年。由于产品的更换，我家已不再需要男工人了，这对他们来说是一个莫大的打击。他们不愿意走又没有别的办法，只好赖着我不放，“大叔啊，你是个好心人，想法儿拉我们一把吧，要不我们就死定了呀！”
通过找朋友联系，得知鲁北棉纺厂大量招工，他们才有了新的希望。
他们流着泪向我挥手告别。
我也擦着眼睛，恋恋不舍地看着他们上了北去的公交车，心中默默地祝福他们能够走上好运。
201712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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