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承新先生文学创作50周年座谈会评论小辑

文坛

在《国承新同志文学创作五十周年暨苗得雨、臧克家、贺敬之诗文研讨会》上的发言
张店 国承新

各位领导、各位嘉宾：

首先感谢淄博市文联、山东理工大学生文学院为我举办这次研讨会，感谢风尘仆仆从北京赶来的国务院侨办副主任任启亮，山东省政协原副主任王志民和几十年如一日支持、帮助我，不顾年老的市里老领导杜祥荣、李新泰、郑峰、尤其是山东省理工大学原党委书记、学者张福信，不顾身体，冒着酷暑写出对我三书的过枉评价和所有到会的支持我的新闻界朋友、文学界朋友和没有到会的一切朋友。

说起我的文学之路，始于偶然，成于必然。1961年我考上了淄博第十六中学。1962年班主任徐克春带领我们到杨寨王母山去春游，我写了一篇《春游》被语文老师张正晋推荐给《淄博日报》的肖明，登没登也不知道。1963年我读了贺敬之的《回延安》便模仿着写了“麦根麦杆麦叶青，回乡生产心轻松。一步踏上故乡土，千头万绪齐涌出”的诗便辍学回家务农。16岁与哥嫂分居，自己做饭自己吃。到1965年迫于生计，我又能想起了语文老师给我投稿之事，为了生存，成家立业，开始给《淄博日报》《大众日报》《山东青年报》投稿，但因不懂要领光投不登。但却因为模仿《今古奇观》上的《女秀才移花接木》中的“宋玉墙东思不禁，愿为比翼止同林，知音已有新裁句，何用重挑焦尾琴”给女同学写信，用3年时间把女同学追到手，确定恋爱关系。于此同时我写的《如不悬崖勒马，便会误入歧途》的文章也于1967年11月7日首次在《山东青年报》发表。从此便开始了我长达50年的文学追梦之旅。

在这期间，我首先得到了乡兄孙培之给我说的写诗要“一三五不论，二四六分明押韵”的启蒙。1968年参军入伍时，得到了乡兄孙玉之“承新，写作不能放弃，入不了党别回来”的殷切叮嘱。参军入伍后被分配到济南军区后勤部一食堂任炊事员，没戴帽徽领章便开始写稿，战友们晚饭后去爬英雄山，我便在葡萄架下写稿子，仍然是光写不登，但此事感动了上士王桂山，他把我推荐给了新闻干事李广彬，他得去打饭，我就从白工作服里掏出一篇稿子给他，几乎每个星期一篇，此事感动了李广彬，一天他拿一篇上海《文汇报》社论《马蜂窝就是要捅》让我参照写一篇文章，他拿给济南军区《前卫报》于1968年11月11日刊用，题目是《迎头痛击反动的多中心论》署名是新战士国承新。此文一发被李广彬看中，当年就确定把我送《前卫报社》学习。后因王效禹搞反复辟，反逆流，部队兵工厂打死人，机关瘫痪，拖到1969年，此时李广彬已升任宣传科副科长，再次把我送新华社山东分社学习，1970年把我调入济南军区后勤政治部专门从事新闻、诗歌创作，从此改变了我的道路，改变了我的人生。我写诗从1963年始，到1974年才开始在《前卫报》《济南日报》《大众日报》发诗，前后用了13年时间，为文从1965年始，1967年刊用，前后用了2年时间。

1986年转业市委台办从事对台宣传工作，1992年一次出版了两本书，1994年开始出版诗集《风流孝妇河》，此时《淄博日报》孙丰深主任主动对我说“老国发东西也不少了，该找个人评评了，但俺不给你写，看再有人攀比。”找谁，我又想起部队老首长李广彬，此时他也转业，任山东电影机械厂副厂长，常以木杉笔名发诗、发剧本、发剧评，我又找到他，他说“写评，要找名人，你认识苗得雨不？我说我不认识，他说你不认识，把书寄来，我去求他。”书寄到后，苗得雨主席看了我的诗集《风流孝妇河》比较满意，很快写出了《乡间也有灵芝草》的评论，自此我与苗主席有了近距离接触，于是我每次写了诗都寄给他，请他改批。关系越来越密切。为报答他的恩惠，从2005年开始，我学着当年蒲松龄与王渔洋按篇索寄的办法，读了他14本书，写了58篇文章，篇篇他都有批语，除一篇不满意外，基本满意，后来结集出版《苗得雨诗文启示录》，由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后为避巴结名人之嫌，我又写了《臧克家诗文启示录》，为传承写了《贺敬之诗文启示录》都得到苗得雨、臧克家长子山东大学教授臧乐源、贺敬之本人肯定。尤其使我感动的是93岁的贺敬之能够在今年1月10日，4月15日两次约我进京，并在4月23日约谈1小时15分钟。期间我加入的省作协，中国乡土诗人学会，新文学学会都是苗主席为我填表申请，我出的诗集《桃花依旧笑春风》200首诗，他批了153首，我与他交往二十年，让其作序便作序，让题书名便题书名，题词便题词，凡二十年从未收过一分钱，从未推辞过。可以说没有苗得雨便没有臧克家诗文启示录，便没有贺敬之诗文启示录，因为我没有这个底气。从这个意义上说苗得雨是我的恩人。所以当他今年7月12日不幸去世后，我连续写下了“看看中国文学界方知苗老高洁，品品华夏诗坛风更觉得雨英雄”，“初评《风流孝妇河》冠以灵芝草，再序《桃花笑春风》说这叫诗”，“二十年风雨兼程前无故人扶上马，七千个日夜点批后无来者送一程”来悼念他。

除此之外，我部队的老首长马武先、管凤林也一直关注我的创作，战友李海涛、王淑新、王忠本、高炬这些后来分别成为师团级干部的人，也一直关注我的写作，出书。战友卢昌华曾一次赞助我8500元出书。转业到地方，我曾先后得到杜祥荣、李新泰两届市委书记的鼓励支持，也曾得到原市委常委、工会主席吴翠云为我推荐书的支持。除此之外，我得到了淄博文联六届主席、党组书记和创联部的支持，得到了淄博日报社历届社长、总编、主编、主任、编辑的支持，所以去年当有人写出《说说淄博书画届那些“狗撕猫咬“的事》时，我以平静的、客观的态度写出了《说说淄博文学界的那些温暖》以正视听。于此同时淄博晚报副刊部市电视台都市频道、新闻频道也都给了我不少鼓励和支持。市委宣传部、组织部、市政府、市纪委、侨办、外侨办一些文朋诗友先后写过我几十篇评论。值得指出的是张洪兴部长、徐德征、李富广、查晓东、崔金蕾、陈泉、苗露写我文都在三五篇，让人感佩。更难能可贵的是国务院侨办副主任任启亮从1996年挂职下放我市市长助理始，在长达二十年的交往中为我写序写评，发表在人民日报和《欧洲时报》，每次相见都以谈诗说文始，二十年书信不断，短信不断，微信不断，他居高不临下，令人动容，至于我的家乡东衣村也一直关注我的写作，我在龙泉村十四年，除为我设立”国承新同志创作室外，还为我打印了6本书，外出都派人派车，这一切的一切都让我感动，一路走来满眼尽是护花人，我之所以有今天，虽不成功，便无悔，最值得骄傲的是遇到了这些数不清的好人。

我之所以能够一路走来五十年，不问成功与失败，除了得益于部队，利益于机关领导战友帮助外，与1980年我初访蒲松龄故居所看到的蒲松龄，“自古有才难酬志，悲愤横溢方成书，泪水浸纸作标点，文章随着血流出“的现实有关，与部队首长李广彬写给我的蒲松龄明志楹联“有志者事竟成，破斧沉舟，百二秦关终属楚；苦心人天不负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有关，所以在蒲松龄精神鼓舞下“我弹指一挥五十年，无日不与笔周旋，朝推红日问金语，暮敲夕阳觅玉言。心血作墨脑作低，笔耕不知五更寒。人生仕途难左右，书山一座任登攀。”当我“六十过六十时便早有过奔七十，仿佛一生从此始，夜夜做的读书梦，醒来满眼都是诗”的心态。当我走到七十岁时便有“七十刚到奔八十，回头一看无痕迹。无奈点上后悔香，朝着无悔频作揖”的心态。于是怀着这样的心态我又用两年的时间整理出了我自1968年入伍至今12本日记的496页，争取明年参军入伍五十年时以“找回流失的岁月”为名出版。

五十年平凡亦不平凡，我之所以如此激动，主要感恩这个社会，感恩这些人，有鉴于此，我还会在大家的呵护下走下去，为党、为国家、为家乡做一点力所能及之事，对文中没点到的恩人和事乞求大家谅解。

2017年8月18日早6点—8点10分
下午4点—5点55分

文坛

张店 大水

国承新是一位一生都在追逐太阳的人。他出生在1949年,与共和国同龄,四岁丧父，8岁别母，跟随二哥二嫂生活，饱尝了无父无母的艰辛,熬过了悲惨的少儿时代。初中一年级就辍学务农，16岁与兄嫂分家自己做饭。幼年时苦难的经历让他滋生的同情心与日俱增，对基层百姓的疾苦，他投入更多的关注，对劳动人民充满了最大的同情与怜悯。

祖父国树棠是清朝末年的增生，生逢乱世，举仕无门。但祖父拾金不昧、高风亮节的修桥事迹，激发他立下远大志向。国承新退休后于2007年曾写过一篇《环境与人生》的文章，从人生的环境因素、改变环境的自我因素、政党、国家创造完善环境的主导作用、以及如何改变人生等四个方面论述了环境对人的影响，我深感赞同。他出生的东衣村，古属淄川区，就是极富文学底蕴的丰饶土壤。清乾隆《淄川县志》就记载过六龙桥的传说：“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秋，举者六人，因宾兴于桥上，遂名焉。”这年秋，淄川一科中了6个举人，由此可见淄川的科举传统。父亲国炳玉在墙上曾经给他留下：“好好学习、天天识字，学习好了，真能治事”十六个字的训导，这对幼时的国承新影响深远。

祖上的传承与书香基因潜移默化的改变着他的一生。少年时代的贫困与不幸，锻造出他艰毅不屈的性格，他表里如一，内外通明。他性格耿直，铿锵有力的话语，往往三言两句就直击生活的要害。在与他的交往中，不知不觉就被他的执着所打动，被他声情并茂的情绪所感染。他年龄大了,心却依然单纯，总是怀揣着向美向善的真情。他是一个信念坚定，勤奋好学并敢于弘扬真理的人。

他从事文学创作已有五十年, 回顾这半个世纪的时光,不得不重新审视一下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张洪兴先生在评价他的作品时讲过：“鲜明地打着时代的烙印，是他探索思考的情感流露。”

他开始文学创作的初期，正是文革开始，这个大的时代背景对他那一代人影响深远。1967年11月，18岁的国承新在山东红卫兵报发表首篇见报文章《如不悬崖勒马，就会误入歧途》。1968年，他创作了第一首诗《我为祖国把岗站》， 那年他19岁，整首诗只有55个字，出现频率最高的词就是祖国和毛主席。那一年，他应征入伍，开始了18年的军旅生涯。随着1975年第一首诗在《前卫报》发表，他慢慢地走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

1986年转业市委台办，繁忙的工作之余，他热衷新闻采写。1992年，在省级以上发表新闻稿54篇，被中国新闻社评为山东两名优秀通讯员之一，市委、市政府记一等功，出版了《淄博百家企业》和《齐都心声》两本通讯、新闻作品集，标志着他从事对台宣传工作的顶峰，也为他下一步重点转向文学创作累积了经验。1999年，散文集《水流云在百年情》出版，是其文学作品逐步走向成熟的标志。

国承新的勤奋是出了名的，1989年他在一首诗中写道：心血作墨脑作纸，笔耕不知五更寒。他追求创作“贵有新蹊径，难得蕴意深”的境界。常常“夜半挑灯寻惊语，五更即兴谋新篇”。五十年来，国承新已出版各类专著16部。

2004年离岗后，他用12年的时间，沤心沥血，深钻细研了三位山东籍诗人苗得雨，藏克家，贺敬之30本经典著作，并相继写出《苗得雨诗文启示录（63篇）》《藏克家诗文启示录（99篇）》《贺敬之诗文启示录（66篇）》中国诗杰三人行系列丛书。丛书的出版，对于研究三位文学大师的作品具有极高的学术参考价值。

国承新的诗歌语言不追求华丽，朴实中透着纯真，乡土气息浓厚又不失浪漫。他的诗风纯朴自然，更加贴近生活，读来琅琅上口，颇得乡土神韵。文章字里行间满蘸着生活的厚重和朴素的芳醇，不加雕琢，却回味恒久。

上世纪90年代，他的第一本诗集中的一首诗，我至今记忆犹新：淄博就像一个山东大汉，西边挑着济南，东边担着潍县，北边拎着黄河，南边托起蒙山，走起路来悠哉游哉，脸不红，气不喘，不晃不颠。

他出身书香世家，骨子里却带着农民的因子。他热爱土地，常常为生他养他的土地讴歌吟诵。他在诗歌《故乡的炊烟》中写到：我在炊烟里打了一个童年的结，牢牢系住故乡的温暖。

他是个有情有义的男人，他在诗中写到：捻着恩爱度日，咬着情丝过年。描述了他和妻子相濡以沫、朴实无华的爱情，读来令人动容。

他也有柔情的一面，写过许多歌颂爱情的诗，在《爱情四季》中这样描述：爱情在春天里，被太阳照得灿灿的，被春风揉的软软的，像探头探脑的小草，惊魂未定的小兔，渴望着，颤抖着，希冀着。

如果说他早年的诗歌有点匠气和雕琢，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那么在他80年代的诗歌中却展现出柔情婉约的一面，进入上世纪90年代后，他的诗歌创作开始变得简洁生动。他退休后的诗歌都是一针见血或是平淡如水。这是他生命历程的真实写照。

综观国承新的创作过程，从懵懵懂懂到青涩微甜，从对外宣传到散文诗歌再到评论，无不折射出他锲而不舍、坚韧不拔的品格修养。我们不得不佩服他在物质极度贫乏的年代始终坚守自己的梦想不动摇，在社会动荡转型的岁月里依然不忘初心砥砺前行，在物欲横流的世事纷争中却能沉下心来做学问，在日新月异的现代社会中从没迷失过自我。他热爱生活，热爱文学，热爱自己的家人和朋友。他活得很充实，很幸福。

老首长马武先这样形容他：高枕静思忆往事，坦荡人生乐安然。

国承新曾经说：“生命是有限的，路是无限延伸的，但愿我的作品能够伴我的生命延伸，并能开出娇艳的花朵。”生命的长度，我们是无法改变的，但是，我们有权利与力量去改变生命的宽度。国承新就是这样的人，我相信，他的人生历程会更加丰实，更加接近完美。伴随着本次研讨会的成功举办，他的文学之路将更加宽广，创作将更上一个台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