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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2-14 17: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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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中期法国的启蒙思想家伏尔泰曾经指出:中华民族由于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民族,在伦理道德和治国理政方面是首屈一指的。英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汤恩比教授在《展望21世纪》一书中预言,世界统一是避免人类集体自杀之路,在这点上,现在各民族中具有最充分准备的,是两千年来培育了独特思维方法的中华民族。因此,中国在规划和设计世界上,要拿出历代祖先治国安邦的战略和策略,引领世界走向更美好的未来。因为大国之大不在于国土的广大,不在于国民众多,而在于志向远大,目标远大,文化根基深厚。
西方人对自己的历史文化特别有崇敬之心,而我们对于自己的传统文化有没有崇敬之心呢?我们一向西方人学习对自己文化的自信心,对自己文化的骄傲。西方的历史是宗教文化的历史,它的政治制度维护的是公平正义,它的宗教教育培养了人们仁慈博爱、诚实守信的道德情感。他们的社会治理是靠两手抓:一手抓公平正义的制度建设,一手抓仁慈博爱的道德教育。我们向西方学习,现在仅仅看到了西方重视民主法治的一面,认为把西方的民主制度搬到中国来,我们出现的社会问题就可以解决了,其实不然,我们在“异体移植”出现了种种弊端,造成了社会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出现了贪污腐败盛行,言路不够畅通,黑帮势力强大,部分地方人权遭到践踏,贫富悬殊拉大,国有资产流失,假冒伪劣充斥,食品安全堪忧等严重现象出现。
什么是“异体移植”?就是我们把西方某些看似很合理、很完善的制度搬到中国来,这个制度在西方可能运行得很好,但是搬到中国来就出现问题。如安利公司就是最好的例证。安利公司是一家全球经营的跨国公司,公司中有一个“无偿退款制度”。“无偿退款制度”是全球通行的,这个制度就是你买安利公司的产品,产品用光了,剩下一个空瓶子,如果你对它不满意,你还可以拿着空瓶子到公司去要求退款,而公司会把你所有的货款退还给你。为什么呢?因为安利公司觉得自己的产品很好,没有人会对它不满意。这个制度在任何一个西方国家推行时,都没有出现问题。因为西方长期的宗教文化教育使人们把诚实守信作为自己为人处世、待人接物的基本原则。这个看似很完美的制度搬到中国来时,却遇到了挑战。安利公司到中国,“无偿退款制度”给很多人带来了机会,这些人把这个产品用完后拿着空瓶子到公司要求退款,每天要求退款的人排成长队,最后使安利公司不得不在中国改变了这个全球性通行的“无偿退款制度”。
从安利公司这个例证可以看出,这不是制度问题而是人的问题。安利公司的分配制度被哈佛大学的工商学院誉为“几乎是无懈可击的、无可挑剔的分配制度”,觉得很完美,但这个看似很完美的制度,来到中国却遇到了种种挑战。因此,如果人的道德素质没有提升,仅仅把制度搬过来,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同样我们把西方的民主制度引入到乡村村委会的选举,进行民主投票,但是因为村民的道德素质、理性能力不够,谁给他送好处、送礼物他就去选谁,最后怎么样呢?出现了大量贿拉选票、营私舞弊的现象。我们的祖先孔子早就告诫后代:“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
当代西方有位著名的美德伦理学家麦因泰尔,他的成名是因为他写有两部著作,第一部是《追求美德》,第二部是《谁之正义?何种合理性?》。他之所以有名,是因为他批判了罗尔斯的“正义论”,他认为,伦理学的任务不应该是设计正义的规则和正义的制度,而应该回到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美德伦理,应该把培养人的美德作为伦理学的核心任务。在《追求美德》中,他又说:“无论道德原则有多么具体和完美,如果人们不具备道德品格或美德,这些原则就不会起作用。”同时他还指出:“对于法律的应用而言,它仅仅对那些拥有正义美德的人才可能发挥作用。”我国早在春秋战国时期,荀子曾说:“故法不能独立,得其人则存,失其人则亡。”意思是讲,礼法制度不能够单独地起作用,在夏商周的时候,礼法制度都非常完备,也成就了一代又一代的盛世。但是他们的末代子孙并没有依照他们先祖所制定的礼法制度来治国,最后走上了骄奢淫逸的道路,导致亡国。在西方安然公司破产就是一个最好的案例。
安然公司是美国的一家大公司,曾在世界500强企业中排名第七名,它的年营业额高达上千亿美元,可以说是一家在世界上非常有实力的公司,那为什么说垮台就垮台了呢?现在西方企业的CEO(首席执行官)都是聘用来的,为了使有能力的CEO帮助自己的企业提升经济效益,CEO的工资都是和企业的效益密切挂钩,企业效益好,CEO的工资就高;反之,企业效益低,CEO的工资就低。企业经营是有起伏的,当企业经营不好的时候,效益当然就低,股价没有增长,这时CEO的工资受到影响,于是CEO与企业之间产生矛盾。那怎么办呢?企业没有效益,他就没有工资,为了工资,CEO就千方百计地制造效益。
制造效益就必然出现假账。安然公司CEO造假账是通过安达信会计师事务所给他造的。为什么这些会计师给他造假账,因为安然公司CEO用100万美元一周的报酬收买了这些会计师。结果在三年时间内,安然公司制造了6亿美元盈余的假账,掩盖了29亿美元的负债。安然公司董事会有29个董事,他们都持有安然公司的股票,他们也都知道公司的效益是造假账造出来的,因此,当安然公司股票升值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董事会的29名成员就同时把自己所持有的173万股的股票全部抛售了,赚取了11亿美元进行分赃。但是,他们造假账的行径很快就暴露出来了,结果他们还没有去享受11亿美元时,安然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被判处有期徒刑165年;另一个董事会成员用分赃的钱买了一辆高档的豪华轿车,但他知道事情会败露、会入狱,怕入狱后亲人会见他很难堪,便在这辆高档豪华轿车内开枪自杀。
安然公司破产被人们成为美国经济界的“9•11”事件。这是因为安然公司造假账败露之后,美国政府开始了着手调查各大跨国企业制造假账的情况,结果调查发现各大跨国企业几乎都有制造巨额假账的历史。2002年美国政府发布了一个报告,报告中指出:2001年这些假账为美国社会造成了2000亿美元的损失。从报告中我们可以看到,美国金融危机的出现不是偶然的,那是一些公司高官不讲道德、没有诚信、良心泯灭所导致的。因此,温家宝同志讲:金融危机在本质上是一场道德的危机。
美国安然公司破产以后,美国的商学院将全面品质管理的课程(即TQM)改为全面伦理道德管理课程(即TEM),但遗憾的是,商学院虽然改了课程,但学生在选择商业伦理课、企业伦理课的时候,他们的目的不是为了提起对社会的责任感,找回自己的良心,而是为了知道那些行为可以做,那些行为为了逃避法律的制裁。安然公司案例告诉我们“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
现代人为什么认为在解决问题上,中国文化比不上西方文化,这是因为这些人都是从结果上找答案,而且还要求迅速解决当前问题。比如在环境文化中,对一堆垃圾招来的苍蝇、蚊子,西方人怎么办?西方人拿着杀虫剂一喷,苍蝇、蚊子马上被杀死了。但是过了时间不久,苍蝇、蚊子又来了,并未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而中国人怎么办?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把垃圾移走。中国古人讲:我们要做釜底抽薪的事,而不是做扬汤止沸的事。西方文化在解决问题上都是在症状上解决问题;而东方文化则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现代西方社会出现了一些反社会行为,这些社会行为并没有触犯法律,没有达到法律制裁的标准,但是对社会和谐安定造成了很多不良的影响。如青少年吸毒、酗酒、卖淫、邻里纠纷、以强凌弱等现象,这些反社会行为现象基于西方文化是很难解决的,而基于东方文化则是很好解决的,解决的方法就是对青少年进行道德教育,培养青少年仁爱的品质和廉洁的操守。
中国有句俗话:“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法令不可能是完备的,再完善的法令也会有漏洞,人没有廉耻心就会钻法律的空子。现代人谈到解决社会问题都是从制度上入手,要知道制度未必能解决问题,制度好,人不好,制度没有作用。相反,只要人好,什么制度他都能做好事。好的制度必须有好的人才能制定出来,并且真正将它落到实处才行。因此,比制定法令制度更重要的是进行道德教化。我们读历史,从历史中发现,治世往往是教化大行于天下;到了乱世,往往是教化不行。
历史上有一个故事被传为千古美谈,这个故事就是“太宗释囚”。贞观八年(公元634年)九月初四,这天长安城朱雀大街大理寺司衙的大门前,被人围得水泄不通。事情源于九个月之前,唐太宗李世民和三百九十名死囚立了一个死亡之约,这个死亡之约就是在贞观七年的腊月,太宗视察朝廷的大狱,发现那里有三百九十名被判处死刑的囚犯等待执行死刑。太宗历来强调不要搞严刑酷法,务求宽简,他对死刑审核也极为慎重,因为死刑事关人命,一旦草率,后悔就来不及了,所以他对死刑复核制度非常重视,从三复奏变为五复奏,这三百九十名死刑犯都是经过了三复奏和五复奏的程式,实际上都是罪不可赦的,对于这样的人,太宗也是本着人文主义的精神,对他们进行了终极抚慰。太宗与这些死刑犯进行交流,他以仁德品质做了一个让人大吃一惊的决定,他跟死刑犯讲:“你们可以不受如何约束地回家和亲人团聚,在你们和家人的亲情关爱当中,度过了人生的最后时光。但是你们必须遵守一个约定,就是到明年的九月初四,自行回到监狱里来伏法。”这些死刑犯都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但太宗一言九鼎。他身边的户部尚书,大理寺卿戴胄就忍不住上前提醒,跟太宗讲:“皇上,这些可都是杀人越货,罪大恶极的人,没有信用可言,到时候他们要是不回来,怎么向天下的人交代啊?皇上您一定要三思而后行啊!”戴胄他是专门负责司法的,非常担心这些人要是一旦不回来,这个就是大事啊!听戴胄提醒自己,太宗更加坚定,答道:“我们一定用诚心才能够换来百姓的忠心,我相信他们这些人一定不会辜负这份信任。”信心坚定的太宗就放了这些死刑犯与亲人团聚,到了第二年九月初四这天,很多人都来看热闹,看这些死囚到底回不回来,看皇帝和死囚这个约定到底能不能真正实现,但人们没想到,从这个早上开始这些死刑犯真的一个一个地回来了,到了约定的时辰,来了三百八十九个人,还有一个人没回来。于是人家议论纷纷,狱吏找来名册看谁没回来,结果发现只有家住京城附近的死囚徐福林没回来。这一下不仅官员不满意,这些死囚都愤怒起来了,说徐福林没良心,良心被狗吃了,要是有机会出去,要把这个徐福林给宰了,说他是一个不讲信用的小人,都感到自己好像受了奇耻大辱。这时所有的目光都转向太宗,35岁的太宗还是非常镇定地对大家说:“我们再等一等。”随着时间的过去,大家表情都非常凝重,心想这个徐福林可能不会来了,皇上最终会因为死囚不能全部到来,让天下人看笑话。就在这个时候,远处传来了车轮声,慢慢地有一辆牛车走了过来,从车棚里探出一个人头走下车来,这个人一脸蜡黄,好像得了重病,走近一看,正是死囚徐福林。这个徐福林在返回京城路上病倒了,他急着雇了一辆牛车往京城赶,还是耽误了一个时辰。这下太宗脸上露出了笑容,他感觉到自己没有看错。这些死囚也因为信守诺言,得到太宗最大奖赏,那就是三百九十人全部赦免,这个最大奖赏让当时在场的人没有一个人能提出异议。这就是唐朝著名诗人白居易曾在诗中提到的“怨女三千放出宫,死囚四百来归狱”。
在文化历史长河中,虽然东西方文化有差异,但也有共同点,这个共同点就是东西方文化对话的基础,也是东西方文化进行融合的基础。东方文化是尚礼的文化,西方文化是崇刑的文化,两者在文化海洋里相互联系,相互依存,互相填补不足,共同构成灿烂的世界文化,共同推动着文化的发展和世界文明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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