划时代，中国到了认祖归宗的时候

杨玉勇

划时代，中国到了认祖归宗的时候
　　杨玉勇
　　
　　2014年9月24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志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做了重要讲话。他说：“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作为其核心的思想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大体经历了中国先秦诸子百家争鸣、两汉经学兴盛、魏晋南北朝玄学流行、隋唐儒释道并立、宋明理学发展等几个历史时期。从这绵延2000多年之久的历史进程中，”“从历史的角度看，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对中华文明形成并延续发展几千年而从未中断，对形成和维护中国团结统一的政治局面，对形成和巩固中国多民族和合一体的大家庭，对形成和丰富中华民族精神，对激励中华儿女维护民族独立、反抗外来侵略，对推动中国社会发展进步、促进中国社会利益和社会关系平衡，都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等，可以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也可以为道德建设提供有益的启发。对传统文化适合于调理社会关系和鼓励人们向上向善的内容，我们要结合时代条件加以继承和发扬，赋予其新的内涵。”
　　习近平总书记讲到：“科学对待文化传统。不忘历史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善于创新。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如果丢掉了，就割断了精神命脉。我们要善于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和发展现实文化有机统一起来，紧密结合起来，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继承。”“中国人民的理想和奋斗，中国人民的价值观和精神世界，是始终深深植根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沃土之中的，同时又是随着历史和时代前进而不断与日俱新、与时俱进的。”“只有坚持从历史走向未来，从延续民族文化血脉中开拓前进，我们才能做好今天的事业。”
　　习近平总书记这一讲话，对于我们正确对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坚持古为今用，以古鉴今，结合新的实践和时代要求进行正确的取舍，推陈出新，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儒释道是圣贤教育
　　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是儒释道。儒释道三家的教育是圣贤教育，而圣贤教育的核心是因果教育。孔庙是道德教育的场所，宗祠或祠堂是伦常教育的场所，城隍庙是因果教育的场所，寺院是十善业道教育的场所，而古圣先贤教育的根本就是伦理、道德和因果。
　　孔庙是教导人“尊师重道”。中国人祭祀孔子由来已久，把孔子的塑像摆在那里供人瞻仰、礼拜，就是让人见贤思齐，看到孔子像，想到孔老夫子的教诲；同时还是纪念老师，不忘老师的恩德。
　　宗祠、祠堂是教导人“孝道”。中国人“慎终追远，民德归厚”，谨慎地办理亡人的丧事，追奠亡故的先人，民风就归于淳厚了。如果一个人连他的祖先都念念不忘，想着去祭祀，对于眼前的父母哪有不孝的道理。因此，祭祀祖先是培养一个人深厚知恩报恩、饮水思源的意识。古时，每一个大家族都有自己的祠堂，祠堂内供奉着祖先的牌位或家谱，每到祭祀祖先时就是教育后人的机会。祭祀时会将全家族的人召集在祠堂里宣讲祖先的德行，说：“我们家在哪朝哪代出了哪一位有德行的人，他们有什么德行后人可以效仿，对国家有什么贡献。”这就提起了后代子孙的责任感。因为你作为他们的后代子孙言行举止不谨慎会给祖宗的脸上抹黑。在当前，祠堂、家谱保存最完好的是毛泽东主席家族的祠堂、家谱，他的祖籍不是湖南韶山，是他祖辈从祖籍浙江省曲州市江山青杨村迁到韶山的。他的家族族谱从周文王的儿子一直到毛新宇的儿子记载完好，祠堂的每一位祖先都有画像并保存完好。
　　城隍庙是教导人“因果”。城隍庙里供奉着十殿阎罗，讲的是因果，它教导我们：做了什么坏事就会受到什么样的惩处。每年二月二日是逛庙会的日子，庙会里有好吃好玩的，因此小孩都爱逛庙会。逛完了之后父母就带着孩子去看一看供着十殿阎罗的城隍庙，里面会告诉你，偷窃以后受到什么样的惩罚，邪淫会受到什么样的惩罚，只要不符合道德伦常的事都在这里看到相应的惩罚。孩子看到之后会印象深刻，他一生就不会做那些罪恶的事情。现在全国保存完好的城隍庙是江西万载县的城隍庙，在这个城隍庙里有一块“学子碑”，县里所有考上大专以上学子的名字都刻在这块石碑上，以激励学子们今后更加努力，更加奋进，更加精进。
　　寺院是教导人“十善业”。它告诉人们：做了什么善，造了什么恶，就会到三善道去享福，三恶道去受罪。生命是无止境的，人绝对不会死，也没有出生，只是在不同的肉体和空间中度过，人之所以以肉体形式来到人世间，是为了做事或还债。因为心灵达到深度安定宁静的状态后，人便不觉得有肉体的存在。肉体的存在是一种不正常的现象。正常的生活是一种灵界的生活。我们在肉体里会感到痛苦，而在灵体时不会感到痛苦，只有快乐。灵体生活在另一个空间，自己在不断地自我革新和自我完善。这里的灵体就是我们的灵性，也就是我们的自性，是父母未生前的本来面目。佛教你开智慧，教你回归自性。当你走进一所寺院，进院门所见到的大肚弥勒菩萨像，他满脸笑容，提醒人们“呈平等心，现喜悦相”，肚大表示能包容。他教化人，若能生欢喜心，常常微笑，度量宽容，必能接受佛法。大雄宝殿供奉着佛陀教育的本师释迦牟尼佛，他教慈悲清净，对别人慈悲帮助，对自己清净身语意三业。地藏菩萨表孝悌，观音菩萨表慈悲，文殊师利菩萨表理智，普贤菩萨表笃行；佛前供灯表智慧光明，供水表清净平等，供花果表修善因得善果。因此，佛教是佛陀教育而不是宗教。
　　清朝雍正皇帝在雍正十一年（即公元1733年）二月十五日签发的《雍正上谕》文中说：“朕惟三教之觉民于海内也。理同出于一原。道并行而不悖。”又说：“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世。”可见儒释道三种圣贤教育都应该同时大力推行，以净化人心，和谐社会。
　　中华传统文化的教育根本理念是“人之初，性本善”，肯定人性本善，都有佛性的同时，指出人们习性不同。习性是生活和学习环境的不同造成的，人善良的自性会随着后天的污染被覆盖，变成习性，文化教育的原理就是改变污染的习性，恢复至善的自性。因此，古圣先贤才提倡伦理、道德、因果的教育。
　　道德教育的内容是四维八德。四维就是第一名相管仲提出的“礼义廉耻”。八德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宋代理学家朱熹提出的“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另一种说法是近代孙中山、蔡元培等人提出的“忠孝仁爱、信义和平”。
　　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孔子云：“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我们用政令制度来引导人们，他触犯了法律，就给他以刑罚的惩处，那么结果怎么样？人们因为惧怕你的处罚免于去做坏事，但是人们却没有羞耻心，甚至还会想方设法地免于法律的制裁，认为自己很有聪明智慧，这样问题得不到解决，社会也很难安定。《盐铁论》讲：“法能刑人而不能使人廉，能杀人而不能使人仁。”法律的制裁可以处罚人，却不能使人们有廉洁的不贪之心；法律的制裁也能够杀人，却不能够培养起人的仁爱之心。当前我们社会出现了“小悦悦”现象，老人倒地没人扶的现象等，虽说与法制监督机制、社会舆论导向有关，但主要问题是因为人没有了羞耻心，没有了仁爱之心所导致的。《淮南子》上有这么一句话：“民无廉耻，不可治也，非修礼仪，廉耻不立。”如果人们没有廉耻之心，不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就不可能治理好国家；如果我们不修明礼仪，人们的廉耻感也树立不起来。“民不知礼仪，法弗能正也。”如果人们都没有了礼仪道德，即使有法律也不能端正人们的行为。“非崇善废丑，不向礼仪”，如果我们不崇尚道德，崇尚善举，废除那些陋习和不好的道德风尚，人们就不会向往礼仪。所以“无法不可以为治也”。并不是说制度建设、公平正义不重要，没有法律制度是不可以治理天下的，但是如果人不知道礼仪，也不能将这个法实施到位。“法能杀不孝者，而不能使人为孔、曾之行；法能刑穷盗者，而不能使人为伯夷之廉”，法律能够把那些不孝的人处死，古代讲：“五刑之属三千，罪莫大于不孝”。在唐朝时有明文规定，如果这个人打骂祖父母，对父母违逆是要处以极刑的。虽然法律可以把不孝的人处以极刑，但不能使人有孔子和曾子那样的品行；法律也可以把那些盗贼处以刑罚，但不能培养出像伯夷那样的廉洁正直的品行。
　　

杨玉勇

春秋战国的时候，晋国盗贼很多，晋侯常为这件事苦恼。一天他听说有一个叫郤雍的人可以观察人的神情就能辨别这个人是不是盗贼。晋侯听了十分高兴，命人请郤雍来辨认盗贼。于是郤雍指认的盗贼一个也没有错误的，晋侯更加高兴，于是就说：“我得到了这样的一个人，还用那些能够侦破案件的人干什么呢？用这个人能足够把这些盗贼治理了。”大臣赵文子听后十分担忧，并说：“大王啊！你用这一个人来指证盗贼，不但不能够尽除盗贼，反而这个人下场也不会很好，他必死无疑！”晋侯没将赵文子的话当回事。结果过了不久，这些盗贼就在一起商量说：“我们今天之所以走投无路，都是因为郤雍。”于是他们聚集起来，偷盗了郤雍的财物，并把郤雍杀死了。晋侯得知这件事后十分恐惧，赶紧召见赵文子，并说：“果不其然，郤雍被这些盗贼给害死了，那我还有什么办法能捕获这些盗贼呢？”赵文子说：“周朝有一句谚语‘能够看得清深渊里鱼的人是不吉利的，能够洞察隐匿之情的人是有灾殃的。’你现在要想革除这些盗贼，不如举孝那些贤良之人来办理朝政，兴起教化之风。人们都有了廉耻之心，谁还出去做盗贼呢？”晋侯听了他的话觉得有道理，于是就让隋会这个人来兴办教育，结果这群盗贼就纷纷跑了，逃离晋国去秦国了。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单单用执法之吏治民，国家很难治理好的，根本在于培养人们的廉耻之心。所以古圣先贤都“是故古之王者莫不以教化为大务，立太学以教于国，设痒序以化于邑。教化已明，习俗已成，天下当无一人之狱矣。”诗人杜牧在总结秦朝灭亡时也谈到仅靠一个法家和一个宦官来治理朝政，再宏伟的长城和幽深的地道也阻挡不住秦朝灭亡。
　　伦理教育就是五伦十义的教育。五伦是亚圣孟子提出来。人们常说的“相差十万八千里”就是指十义八德，“十万”是“十义”，八千是“八德”。五伦的关系就是：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十义就是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
　　父子有亲就是父母爱儿女，儿女爱父母，他们之间有一种自然的亲情。父子有亲是爱的原点，也是一切宗教教育的原始点。父母只有慈爱教导儿女，儿女孝敬父母，这样父子之间的亲情才能保持一生。父母慈爱并不是一味顺从儿女的欲望，他想吃什么好吃的就给他买，想穿什么好穿的就给他买。现在父母爱儿女有一个错误的观念，认为儿女喜欢什么我们就满足什么，忽视了“纵奢返俭难”的道理。对儿女犯的错误父母应严厉地训斥，甚至打他一顿这也是慈爱。圣贤云：“爱之不以道，适足以害之也。”儿女爱父母，父母爱儿女，如果没有用正确的方法去爱他，结果反而把他给害了，正因为古圣先贤从小这样教导教子，才不会出现现在的“孩子从日本留学回来了，还在机场就把他的母亲捅了很多刀”的情形。大家都知道舜帝，他的父母、弟弟都想害他，但他对父母，对弟弟从来没有一丝的怨恨，他就是反省自己，是我自己做得不好，自己没有修好身，不能感化父母、弟弟。他总在自己身上找原因，真正把孝道尽到极致，所以他的孝行感动天地。他在历山耕种时，大象、小鸟都来帮助他，现在人可能认为“象耕鸟耘”是神话传说，但当你读到《孝经》“感应章”时，你内心会升起一道光明，会明白“圣学之道无他，就在于一个孝字”。《孝经》云：“孝悌之至，通于神明，光于四海，无所不通。”舜帝是一位在乡间耕作的农夫，他的孝行，感动了天下所有的人，最后尧帝把帝位传给他，他后来做了太子，做了圣贤，就在于一个“孝”字。因此，夫子在《中庸》上讲：“舜其大孝也与？德为圣人，尊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宗庙食之，子孙保之，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禄，必得其名，必得其寿”。
　　君臣有义是告诉我们，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之间不是矛盾的、冲突的、对立的关系，而应该是一体的关系。领导者如果离开了下属员工的辛勤工作，他就不会有今天的成就和业绩，因此领导者对员工应该是一种感恩之心而不是一种控制的欲望。员工也应该经常这么想着领导：你看我们下班了，我们把工作任务完成了，可以回家和家人、朋友去逛公园、去下饭店，但是我们的领导还要想下一个发展的目标在哪里？我们的业绩如何完成？贷款怎么处理？他还要为这些事去操劳。我们有一个稳定的收入，养家糊口也是得益于领导给我们这一机会，给我们的关爱。领导者与被领导者都有感恩之心，还有什么对立可言。

杨玉勇

我们都想着父母的恩，却忘了国家的恩。心存感恩，先从感恩国家开始，感恩我们国家领导人。如果没有解放军为我们守边保卫祖国，哪有我们稳定安全的学习生活、工作环境。我们国家领导人多辛苦，五十多个民族要管，你看这么大的国家，什么事都有，领导人不停地处理，中南海的灯从来没熄灭过。原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在一次讲演中说：“我每天半夜十二点睡觉，我认为自己已经休息的很晚了，可你们知道吗？我们敬爱的胡锦涛主席凌晨2点还在给我安排工作。”我们想一想，不说治国把家齐好，别给国家添乱，别把孩子培养成监狱里的犯人和毒品、废品就已经很不错了。你看现在毒品多少，那么高的学历，用了不是造福人类，而是造什么牛肉膏、瘦肉精之类的毒品来害人类。
　　夫妇有别是说一家的妻子和丈夫要有职责上的分工，并不是地位上的差别，是我们后人理解错了。古人讲：男主外，女主内。丈夫要负责家庭经济上的收入，养家糊口；妻子要负责教育儿女，使家业、家风得到承传。因此，古人认为，一个女子的价值并不在于她在外面创造了一番事业，能够和男人去竞争、打拼天下，而是把自己的儿女培养成圣贤君子。一个母亲如果将自己的儿女培养成孔子、范仲淹这样的圣贤人，那这个母亲对这个国家、民族、社会的功劳有多大！相反，如果一个母亲和丈夫一样在外打拼、竞争，忙得很累，没有精力来教育儿女，儿女能成长的很好吗？等儿女长到十七、八岁时做出了很多悖逆行为，你这个时候再后悔也完矣。古人讲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无后并不是说没有儿子，而是没有家道、家业的承传者。现在年轻人中有许多“啃老族”、“白领一族”等。什么是“白领一族”呢？就是工作嫌累，天天在家里也不出去找工作，吃喝有父母供养，白白地领着父母的生活费。这些年轻人为什么这样呢？就是因为他们没有得到良好的教育，不知道为人的责任和本分。从这里显示出做母亲职责的重要性。那么丈夫在外面工作，不能因为自己机会很多就去寻花问柳、见异思迁，学做现代诗人徐志摩，要有恩义、道义和情义，人家把一生托付给你，你一定要对人家负责，不要动不动就发火、就生气，一生气就说过分的话，伤了人家的自尊心。做丈夫的有恩义、有道义、有情义，做妻子的要有德行，这样两个人才能配合好，才能夫妻和谐，才能将家庭处理好，才能真正创造一个好的环境让儿女良好健康地成长。
　　长幼有序是讲一家的兄弟姐妹出生有一个自然的顺序，按照这一个自然的顺序出发，做兄长的友爱关心弟弟、妹妹。这个“友”是两只手互相挽扶的意思。意思是弟弟妹妹有了困难，兄长给予帮助是天经地义的事，不要再打一个借条，还指望着他还，还有什么条件。三国时孔融让梨的故事说明了长幼有序。现在人由于没接受这方面的教育，都向西方学习。西方人以自我为中心，哥哥玩的玩具不可以分享给弟弟，如果弟弟喜欢，父母再买一个同样的玩具给弟弟。这种自私自利、以自我为中心的意识被现在有的中国人学到了，结果有的家庭兄弟姐妹为了一点点财产纷争就吵上法庭。
　　朋友有信是说在社会上与人相交往的时候必须守住一个原则，那就是诚实守信。“信”字写法告诉我们：人所讲的话必须守信用，要一诺千金，否则那不是人所的话了。现在人说话成为一种习气，他都不知道自己是不是不诚信了。如我们上街买菜，跟人家讲：“我过一会儿再来买。”结果过一会就不见踪影，这就是一句谎话，就是不诚信的话。人要言而有信，对自己说的话要负责，不能说了过去就过去了，要学孟子杀猪。孟子与夫人一起出去，孩子想跟着出去，孟子夫人为了不让孩子跟着，就说了句谎话：“不要跟着，回来给你杀猪煮肉吃。”结果孩子听了母亲的话没跟着去。孟子与夫人办事回来后，孟子磨刀杀猪，夫人急了说：“我那是哄孩子的话，你怎么信实了。”孟子说：“说话要有诚实，说话要做到，不然以后孩子怎么信服你。”
　　这五种伦理关系是任何一个社会、一个国家、一个时代都必须遵守的人伦大道。人与人相处，利益放后情放前，是一个人兴旺发达富贵吉祥的标志。要想家族兴旺，得到贤孝孙，孝亲祭祖是兴旺之始。要想事业兴旺多遇贵人，仕途兴旺多得上司赏识，夫妻和睦是根。一个人诸事不顺皆在不孝，如果一个人诸事春季不顺，其原因大多是在祭祖方面出了问题；夏季如果诸事不顺或出现意外事故，原因大多数是在夫妻关系方面出了问题；秋季是收获的季节，如果合作生意上失败或失和，一定是兄弟姐妹不和，手足不亲，没有做到悌；冬季是收藏季节，如果老人生病或有其它意外事故，钱财留不住，收藏不在，一定是你生意上有偷税漏税的行为。因此，孝顺父母春季受用，夫妻和谐夏季受用，手足相亲秋季受用，爱国守法冬季受用。
　　圣贤教育的核心是因果教育。说起因果教育并不是道教和佛教的独创，其实儒释道三家都有很深刻、很精辟的论述。儒家“四书五经十三经”中有一部经典叫《春秋》，《春秋》主要是讲因果教育。春天播什么种，秋天就收什么果。“德本财末，悖入悖出”、“大德必得，位禄名寿”、“感之末深，行事未至”、“积善有庆，积恶有殃”等都是儒家讲的因果教育。
　　中国古代的史官分左史和右史，左史记事，右史记言，记事的书叫《春秋》，记言的书叫《尚书》，内容都是“昭德塞违”。在《春秋》里有这样一个故事：僖公十三年，卫成公派人去贿赂魏国的两位大夫周歂和冶廑。当时卫成公被弟弟驱逐出国，丢了王位，他想继续做这个国王，就贿赂这两个人。卫成公让这两个人杀掉当时的国君和辅佐大夫元咺，并承诺：你们帮助我回去当国君，我就许你们为卿。结果这两个人为了自私自利和权力就将国君和大夫元咺给杀了，然后欢迎卫成公回来继位。在太庙祭祀的时候，周歂和冶廑都穿好了卿服，准备举行封官仪式。他们两个人去太庙，周歂先进去，他的车刚进太庙，周歂就突然暴病而亡。后面的冶廑看到后就害怕了，他赶紧回家，说我不当这个卿了，而且他回家几天后也是暴病而亡。
　　我们近代江南有一个姓俞的家族，俞氏家族出了知名学者俞樾和俞平伯，还有我们国家的一位高级领导人，为什么这个家族近百年这么兴盛，因为俞氏家族祖上有一位老人，务农，一生考功名，快七十岁的时候中了举人，中了举人之后，由于他年龄超过做官的年龄，主考官给他讲：“老人家你这么大年纪了，即使中了举人，也不能做官。”然后劝这个老人将举人的名额让给下一名。他老人家什么也没考虑，就将名额让给了下一名，老人家就这么一念，他的家族就出了其曾孙就是晚清著名的经学家俞樾，俞樾培养了我国近代一名国学泰斗，那就是大名鼎鼎的章太炎。
　　唐朝诗人李商隐写过一首诗叫《咏史》：“历览前贤国兴家，成由勤俭败由奢”。在汉朝建立一百年以后，有一位历史学家去调查汉初那些功臣的后代，萧何、张良、韩信这些当初跟刘邦打江山的功臣，这些功臣跟刘邦打下江山之后都得到刘邦的不少封赏，但这些功臣的后代子孙好的甚少，其中萧何的后代子孙过得比较好。当初刘邦分封功臣时，很多功臣都买地理位置好的地留给子孙后代，作为家产。但萧何却和别人不一样，他给他的子孙买了一块最偏僻最贫瘠的地方，在哪里安家落户，别人看了就不理解说：“丞相啊，你这么富有，你买这个地方干什么呢？”萧何听后就说：“后世贤，师吾俭。”
　　第一名相管仲在《管子》一书中云：“节衣服，俭财用，禁侈泰，为国之急也。”意思就是说穿衣服要节俭；俭财用就是要节俭，不要时常大兴土木；同时还要禁侈靡之风。《世说新语》又讲：“君子之下也，民奢应之以俭，骄淫者统之以理”，这就是告诉我们，君主治理百姓，百姓奢侈了，就要倡导百姓节俭；骄淫、傲慢了，就要提倡伦理道德。
　　1995年，美国学者莱斯特•布朗，他写了一本书叫《谁来养活中国》，在1995年就预言到2030年中国农耕地会减少到人均土地不足一亩，到时候中国将会缺粮2.07亿吨，如果加上生活水平的提高，粮食缺口可能会高达3.6亿吨，是世界上目前粮食出口的两倍，到那个时候中国即使有足够的外汇，也没有地方买这么多的粮食，那谁来养活中国呢？中国是世界上第一人口大国，谁也养活不了，只有靠我们自己。目前，我国耕地面积年年在减少，土地质量也年年在下降，从1998年到2010年，我国耕地面积从19.45亿亩减少到18.26亿亩，而我国耕地红线就是18亿亩，也就是说如果中国耕地面积低于18亿亩，全国人民吃饭就有问题，从现在我国耕地面积减少的发展势头来看，我们的耕地面积已经告急了。
　　我们知道，中国和印度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印度的人口是中国的90%，印度的粮食产量却只有中国的50%，为什么印度能够用相当于我们一半的粮食养活我们国家人口总数90%的人口？这个问题值得我们深思。我们知道，印度80%以上的人信教，这些教徒全是素食主义者，因此印度养殖产业对粮食的消耗几乎等于零。而我国粮食主要是水稻、小麦和玉米，玉米大部分做了饲料，用在饲养动物上。其实，古人并不是这样天天吃肉、顿顿吃肉的，《礼记》上讲：“君无故不杀牛，大夫无故不杀羊，士无故不杀犬豕。”意思是国王如果不是举行祭祀，是不会去杀牛的；大夫不杀举行祭祀，不能够杀羊；一般的百姓，不是举行祭祀，不能够杀猪杀狗。此外，印度人不喝酒，而中国人每年喝酒喝一千多万升，也就是我国的酿酒业每年要耗费掉三万多吨粮食。过去夷狄献美酒给大禹，大禹尝了一口，就知道后世会有人因为酒亡国，所以大禹就疏远夷狄。
　　《管子》有言：商人在朝，财货财上流。古代有“士农工商”的排序，士无恒产但有恒心，因此，排在首位。过去，士人是做官的，如果倒过来，商人入朝掌政，国家财富就会流入上层人的口袋，最终造成的结果贫富悬殊太大，如果国家贫富悬殊太大，孔子讲：“国不患贫，患不均也，”国家最大的忧患不是贫穷，而是分配不公平，不公平这个社会就不和谐，社会不和谐就不可能安定。

杨玉勇

　　《傅子》云：“天下之害，莫大于女饰。”意思是讲，对天下危害最大的没有比女人的饰品更甚的。过去，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说：“天下的安危看女人，家庭的兴衰看母亲。”天下的安定和危险，就是看这个国家的女人有没有道德，家庭是兴还是衰，看母亲会不会相夫教子。古人讲：“治天下，首正人伦。正人伦，首正夫妇。正夫妇，首重女德。”而女德体现在哪里？最显著的体现就在女人的妆饰打扮上，看一个女性有没有德行，不用看别的，就看她穿的衣服，衣服是一个人最好的说明书。如果一个女性打扮的花枝招展，追求奢侈，她一定在德行上有亏，她重色自然就轻德，注重自己外表的美色，她就不可能用功夫来修正自己的内心。
　　英国《每日邮报》报道：2013年4月6日，乌干达政府出台了一个法案，禁止女性穿超短裙，如果穿超短裙会被罚款100万乌干达先令，相当于人民币2.4万元，或者被判处十年的监禁。乌干达国家有一个部门叫道德事务部，特别重视道德教化，电视、电影等媒体禁止出现穿超短裙的镜头。孔子在《易经》中云：“慢藏诲盗，冶容诲淫。”意思是讲你把珍贵的东西暴露出来，等于是教诲人去偷盗你的财物，你把自己打扮得很漂亮，穿得很性感，其实就是在教诲别人对你非礼。
　　《韩诗外传》上讲，一个人的智慧像有源头的水源源不断，他的行为可以做大众的表率，这样的人可誉，为人师；他的智慧可以砥砺磨练人，他的行为可以辅正人，这样的人可称为人友；他严格按照法律来行事，奉公守法，忠于职守，不敢做错事，不敢为非作歹，这样的人可誉为人吏；在他人面前一味讨好对方，使人高兴，人家一呼喊他，他就连声答应，这样的人被称为人隶；上等的君主以师为辅佐，中等的君主以友为辅佐，下等的君主以吏为辅佐，使国家危亡的君主以隶为辅佐。因此，观察一个为官的人看他所用的人，就知道他的兴衰成败。
　　“欲观其亡，必由其下。故同明者相见，同听者相闻，同志者相从。”有同样敏锐眼光的人，能够互相发现；有同样敏锐听力的人，能够互相倾听；志同道合的人，才会相互跟从。所以说：“非贤者莫能用贤，故辅佐左右所任使，有存亡之机，得失之要也，可无慎乎！”不是贤德的人，他就不能够用贤，因为他发现不了贤德的人。有贤德的人在他身边，他也认识不到。因此，君主任用的辅佐之臣，关系到君主存亡的征兆、得失的关键，怎么能不谨慎呢？《后汉书》云：“秦之亡也，正谏者诛，谀进者赏；嘉言结于忠舌，国命出于谗口。”秦朝为什么灭亡？就是因为能够谏诤的人被诛杀，阿谀奉承的人受到赏赐；善言凝结于忠臣的舌头，都说不出来；国家的命令，都是出于邪恶之人的口，这是导致秦朝灭亡的重要原因。
　　《贾子》上讲，梁怀王对贾子说，现在人把能够得到天地之道的人，称为“先生”。梁怀王问，这个为什么呢？贾子说，“先生”这个号是个泛称，大可称国君，中可称卿大夫，下称一般的平民百姓。如果为其正名的话，它不是“先生”，而是“先醒”，即“先生”来自于“先醒”，是先觉醒。有的君主没有学治国之道，终日茫然不明得失，不知道治乱存亡的根本原因，每天匆匆忙忙，就像喝醉了酒一样。而贤明的君主好学不倦，勤学好问，勤于治国之道而不觉厌倦，因此他很聪想，较先明白治国之道。一旦治理国家，他就知道怎样把国家治理好；国家还没有混乱，他就知道国家混乱的原因；国家还没有安定，他就知道如何使国家安定；国家没有危亡，他也知道它危亡的根本原因，所以他很明白，先体会到了存亡的原因，这样的人称为“先醒”，就是先觉悟、先觉醒。世间的君主有先醒者、后醒者和不醒者。楚庄王与晋国交战，大获全胜，回来路过申候的封地，申候就给他进奉饭食，但到了日中时，楚庄王还不吃饭。申候前来请罪，楚庄王叹了一口气说，这不是你的过失。我听说过这样一句话，君主是贤明的君主，又有贤师来辅佐的人，可以称王；君主是中等的君主，又有良师来辅佐的人，可以称霸；君主是下等的君主，他的群臣又没有一个赶得上他的，这样的人一定会灭亡。现在我是下等的君主，而我的群臣，又没有人能必得上我。我也听说过，这个世间不会缺少贤德的人，天下有贤德的人，我却得不到，像我这样的，生活在世上还吃什么饭呢？像楚庄王这样的君王就是明君，就是先醒者。
　　宋昭公逃亡到了国家边境，喟然叹了一口气说，唉！我知道我灭亡的原因了。因为自从我称王以后，我身边侍奉的人有数百人，无一不说我是圣明的君主。内外听不到我的任何过失，所以才有了今天的地步，我今天的困境是应该的。从此之后，他洗心革面，白天学道，晚上讲道，这样勤学不厌。两年之后，他美名远闻，宋人将他迎回去，又重新使他复国，终于成为一代贤君。他死后，人们给他一个谥号“昭公”。这个例子就是说他亡国之后又醒悟存亡的原因，称为“后醒者”。
　　从前，虢国有个国君骄纵放逸，自吹自擂，并将谄媚巴结他的人受到重用，亲属也被受到重用。犯颜直谏的臣子都被诛杀放逐，导致国内政治一片混乱，整个国家的民众都不服从他的管理。晋国乘机讨伐他，他被迫出走。他逃到一个水泽地说：“哎！我渴了想喝水。”他的车夫就给他敬献了一杯清酒，然后他又说：“我饿了，想吃饭。”他的车夫又给他敬献了牛肉干、干粮等。国君吃完后十分高兴地问车夫：“你从哪里弄来的这些东西呢？”车夫答道：“哎！我已经储备很久了。”国君不解地问：“你为何要储备这些东西呢？”车夫说：“是为了您逃亡的时候，路上饥渴而准备的。”国君听罢更不解了，问：“你早知道我会有逃亡这一天吗？”车夫答：“我知道。”国君一听，不满地说：“那你既然早知道，为什么不劝谏我呢？”车夫忙答：“国君呀！因为你喜欢听谄媚巴结的话，而厌恶正直的话。如果我过去劝谏的话，恐怕早就没命了。”国君一听车夫这话勃然大怒，立即变了脸色。车夫一见就赶紧谢罪，说：“国君，对不起，我的话确实有点言过其实。”国君一听又问车夫：“那我为什么逃亡呢？到底是什么原因呢？”车夫说：“国君您不知道，您之所以逃亡，是因为您太贤明了。”国君一听高兴地说：“贤明是可以使人生存的，我却落得逃亡的地步，是什么原因呢？”车夫说：“因为天下的君主都不贤明，只有君主您贤德，所以您才会逃亡。”国君听后喜笑颜开地说：“唉！你看，是贤德落到了如此困苦的境地呀！”后来，他们来到山中，国君又困又饥很疲倦，枕着车夫的腿睡着了，车夫趁机将腿抽出来，搬了块石头垫在他的头上离去了，这个国君饿死在山中，最后被禽兽所吞食，这就是一个不觉醒者，他对自己已经灭亡了还不知道。
　　士无恒产但有恒心。士是教仁的，只有教仁教好了，术才能成为仁术，这是古时为什么“士农工商”中“士”排在第一位的原因。士是“仁”，农工商是“术”。《韩诗外传》记载：孔老夫子说，士有五种。有权势的士人，有家庭富裕、资财雄厚的士人，有天资勇猛、强悍的士人，有智慧聪敏的士人，有相貌美好的士人。家里有权势的士人，却不用尊贵的权势爱护民众，实行道义，反而以他暴戾傲慢民众。家庭富裕的士人，不用财富赈济穷苦的民众，反而任他奢侈糜烂，过着无节制的生活。天资勇猛、强悍的士人，不用勇敢保卫国君、攻城野战、建功立业，反而用它欺凌百姓，而且挑起私人之间的争斗。智慧聪明的士人，不用智慧给国家出谋划策，反而用智慧做邪恶的事，而且掩饰奸诈的行为。相貌美好的人，不用美貌统御群臣，治理民众，反而用美貌来诱惑女子，以满足自己的私欲。总之，这五种士人失去了各自美好的禀赋，同时也告诉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优势，应根据自己的优势，用自己的优势更好地为国家、为人民做贡献，而不应该用自己的优势为自己搞私利，不择手段地去做坏事。
　

杨玉勇

　古代治理国家是“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在三皇时期，就是在伏羲、神农、黄帝时期，他们以道来治理天下，达到了无为而治。到了尧舜的时候，“失道而后德”，他们以“德”来治理天下。在《说苑》中记载：“尧存心于天下，加志于穷民，痛万姓之罹难，爱众生之不遂也。”尧念念存心于天下的百姓，心里念念不忘这些贫穷的百姓，对于百姓的苦难、罪过都感到哀痛，也对众生不能顺利地生长感觉到忧虑。如果有一个百姓饥饿，他就说这是自己让他们饥饿的；有一个人受寒，他就说这是自己让他们受冻的；有一个人犯罪，他就说这是我的过失使他们犯罪的。结果他的仁德昭著，道义树立起来了，德行广博，教化也很广泛。他不用去赏赐，人民自然勤勉做善；不用刑罚，人民自然得以治理，“先恕而后教，是尧道也。”春秋战国时期，以“义”来治理国家，能够循理而治。《晏子》上记载着一个公案，齐景公时，雪下了三天都没有见晴，齐景公披着狐白之裘坐在堂上，晏子来进谏，站了一会了，齐景公说：“怪！真奇怪！雪下了三天也不觉得寒冷。”晏子听了之后就说：“天气真的不寒冷吗？”齐景公被晏子这么一问，他就有点不好意思了。晏子不失时机地说：“我听说古代贤明的君主自己吃饱了饭就知道百姓的疾苦，自己穿暖了衣服就知道百姓还有人受冻，自己很安逸还知道百姓的劳苦，可惜您却不知道这些道理！”齐景公说：“善！寡人闻命矣。”齐景公很难得，他一听晏子说得对马上就赞叹，而且还按着他的教诲去做，说：“我懂得你的教诲了。”然后，他把府库里藏着的皮衣都拿出来救济百姓，开仓放粮。这一公案告诉我们，到了战国的时候，这些君主能够称霸天下也是因为他们“循义而治”，治理天下能够“循理而为”。
　　《荀子》上讲：“非我而当者，吾师也。是我而当者，吾友也。谄谀我者，吾贼也。”中国历史上，任用大臣都是任德不任力，首先要看他的德行。晋文公在逃亡的时候，陶叔狐跟从着他。晋文公返回国的时候，他三次行封赏，都没封陶叔公。陶叔公去见咎犯，就说：“我跟从着君主逃亡已经十三年了，面色都变黑了，手足都长了长茧，可是现在君主返回国，三次行赏都没有轮到我。是君主把我忘了呢，还是我有什么大的过失呢？”结果咎犯就把这句话告诉了文公。晋文公说：“哎！我怎么会忘了这个呢？能够用道使我精神专注，用义来说服我，使我的名声得以显扬，使我成为德才兼备的君主的人，我认为这样的人，应该受到最高的奖赏；以礼来规范我，以义来劝谏我，使我不能够成为为非作歹的人，我认为这样的人，应该受次一级的封赏；那些勇猛强壮的勇士，有难在前，他就冲锋在前，有难在后，他就在后断后，让我免于祸难之中，我认为应该受到第三等的赏赐。而且他没有听说过这样的道理吗？能够为人效死的人，不如保存这个人的生命；和人逃亡的人，不如保存这个人的国家。三次行赏之后，就应该轮到有劳苦功绩的人了，而有劳苦功绩的人，陶叔狐应该是第一位，我怎么敢把他给忘了呢？”后来周朝的内史听了这句话，说：“晋文公要称霸了吧。”因为古代的圣王都是先德后力，优先重视的是德行而不是劳力。《尸子》一书有一个比喻很好，他讲到如果你们家的房屋着了火，有人赶来把火给救了，你会对他感恩戴德；而年纪老的人、有经验的人很早就告诉你，把这个墙的缝隙涂好，要谨慎地做好这个烟筒，让你终身没有失火的忧患，但你却不知道对他感恩戴德。如果你现在被抓进了牢狱，有人使你免于牢狱之灾，你们家三族的人都会对他感恩戴德。现在的问题是圣贤人教导人仁义慈悌的道理，让人终身都没有牢狱之灾，但是人们却不知道对他感恩戴德。
　　古人认为人有四种：第一种人是“口能言之，身能行之，国宝也。”第二种是“口不能言，身能行之，国器也。”第三种是“口能言之，身不能行，国用也。”第四种是“口言善，身行恶，国妖也。”“治国者敬其宝，爱其器，任其用，除其妖。”
　　《新序》一书记载晋平公向叔向请教国家的最大忧患是什么？叔向回答说：“大臣重禄而不极谏，近臣畏罪而不敢言，下情不上通，此患之大者也。”《韩诗外传》记载着这样一个公案：晋平公到河里去游玩很快乐。他说：“怎么样能得到贤士共享这种快乐呢？”划船的人就跪下来对他说：“我们的君主不喜欢贤士罢了。珍珠产生于大江大海，玉器出于昆仑山，它们没有长着脚，但是没有来到我们国家，是因为您没有真正喜好贤士的意颐。怎么能担心没有贤士呢？”平公说：“我的食客，门左有一个人，门右有一个人，早晨的食物不够去，就派人晚上去征收赋税；晚上的食物不够吃，早晨派人到市场上征收租税。怎么还说我不喜欢贤士呢？”划船的人又说：“鸿鹄一振翅就能飞翔千里，所依靠的是它的翅膀上强劲有力的六条茎羽，而背上的粗毛，腹下的细毛增加一把也不会让它飞得更高，减损一把也不会让它飞得更低，而现在您的食客都是背上的粗毛，腹下的细毛罢了。”《诗经》上说，谋划的人太多，事业就不能成就。
中国有名古话：观德于忍，难福于量。就是说看一个人也没有德行，就看他能不能忍，甚至能不能忍辱；看一个人有没有福德，有没有福气，就看他有没有变量，因为量大福大造化大。
　　《礼记》里云：“君无故不杀牛，大夫无故不杀羊，士无故不杀犬豕。”这里同时也告诉我们，古人大部分时间是吃素的，《礼记》又云：“食谷者智慧而巧。”意思是讲吃谷物、素食的人有智慧而且更加健康。
　　现在很多人谈到要解决社会问题，首先要从制度上入手，其实制度未必能解决问题。制度好，人不好，没有作用。相反，只要人好，什么制度下他都能做好事。而且好的制度，必须要有好的人才能够制定出来，并且真正将它落到实处。中国古代有很多好制度，如史官制度，过去帝王身边都有史官，他说一句话，做一件事，史官都会如实客观地记录下来，所以古时大多数帝王不敢做坏事，不敢做违背伦理道德的事情。假如这个担任史官的不是一个正身正气、宁死不屈的君子，而是一个生怕丢了乌纱帽有私心的人，制度再好也白搭。
　　中国被誉为礼仪之邦，中国人被誉为华夏之族，那是有原因的，因为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一言一行，都是提起一个人的责任感，提起一个人的正知、正见，所以古圣先贤对得起我们后代子孙。
　　　

　　

杨玉勇

   二、中西方文化的对话
　　西方的历史是宗教文化的历史。我们去西方旅游，西方人带我们去看最多的地方是哪里？除了教堂还是教堂，西方人对自己的历史文化是非常骄傲的。
　　西方文化以美国文化为中心，而美国文化又以好莱坞文化为核心，好莱坞文化代表着美国的主流文化。美国第一任总统华盛顿在美国建国时讲到：未来的美国，一定要记住，一个国家总是惯于怀恨或者喜欢另一个国家，它便让自己成为一个奴隶，也就是自己成为自己爱与恨的奴隶。在对外政策方面，我们主要的处世守则是我们主要扩大与外国的贸易往来，尽量少同他们发生政治联系；我们远离他国，和独处一隅的地理位置，促使和允许我们能够采取与众不同的路线，假如我们在一个有效率的政府治理下作为一个民主生存下去的话，那么在不远的将来，我们就可以不置于因外国入侵而遭到物质损失，就可以采取使我们在任何时候都能保持中立的立场而受到尊敬。为什么我们要放弃这种独特的地理位置带来的好处，因为我们真正的政策是避免与如何外国永远结盟。华盛顿根据美国独特的地理位置为美国以后的未来进行了描绘。而中国的祖先告诉后代：把整个世界拥抱在怀中，这个战利品太沉重了。人类的鲜血不是甘露，用鲜血浇灌的土地不会有好收成的，种下的是祸根。战争真正的目的是和平而不是胜利。
　　

　　欧美等西方国家大多数都信奉宗教，天主教、基督教是他们信仰的主要宗教。全世界将近70亿人口，信仰基督教的教徒有21亿人口，占世界人口的33%；伊斯兰教教徒有12亿人，占世界人口的19%；印度教教徒有8亿人，占世界人口的12%；佛教教徒有5亿人口，占世界人口的6%；犹太教教徒和其它教徒共2亿人口；没有宗教信仰的无神论者有10亿人口，占世界人口的13%。宗教就是主要的教化。宗就是主要的、重要的、真诚的意思，教就是教育、教学和教化。世界真正的宗教都没有煽动仇恨，都在提倡博爱、宽容、相互谅解，共同的价值观就是平等、博爱、相互谅解和释放善意。这个共同的价值观就是东西方文化对话的基石。
　　2013年3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央党校80周年时指出：中华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学习和掌握其中的各种思想精华，对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很有益处，古人所说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政治抱负，为悲，为敢忘忧国，勾利国家生死一，起因祸福必曲直的报国情怀；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侈，威武不能屈的浩然正气；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献身精神等，都体现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我们都应该继承和发扬，各种文史知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领导干部也要学习。
　　中国圣贤教育实际就是感恩和爱的教育，用真诚的心，以感恩的心态，以真诚的爱心，来化解对方的怨恨。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说：未来的宗教将是宇宙的宗教，它应当超越个人化的神，避免教条和神学，涵盖自然和精神方面。它的根基，应建立在某种宗教的意识上，这种宗教意识的来源于宇宙万物合二为一的体验。著名学者彭真怀讲：我们要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因此，重大的决策要问一问天，问一问地，这不是迷信，如果你认为那是迷信的话，你拿出一个不是迷信的东西给我们看看。当我们没有超越祖先的时候，没有比我们祖先更高明治国理念的时候，那就要尊重祖先。所谓什么批判，剔除其糟粕，吸收其精华，你在古圣先贤面前你有什么资格说它是糟粕，说它是先进，你哪有资格，你只有无条件地去尊重。世界各地各种宗教，所有的宗教对于天地这个规律都有精辟独到的阐述，都认为天地人是一个宇宙共同体，这是所有宗教的特点，那如果你说是迷信，为什么这么多文明的起源，这么多宗教都在要说为天地立心，都在说尊重自然规律，都在说与自然要和谐相处，与天地和谐相处。因此，我们必须充分认识自己的渺小、无知、肤浅，放下我们傲慢的头颅，我们要在这个基础上认识中华传统文化。

杨玉勇

　　18世纪中期法国的启蒙思想家伏尔泰曾经指出：中华民族由于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民族，在伦理道德和治国理政方面是首屈一指的。英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汤恩比教授在《展望21世纪》一书中预言，世界统一是避免人类集体自杀之路，在这点上，现在各民族中具有最充分准备的，是两千年来培育了独特思维方法的中华民族。因此，中国在规划和设计世界上，要拿出历代祖先治国安邦的战略和策略，引领世界走向更美好的未来。因为大国之大不在于国土的广大，不在于国民众多，而在于志向远大，目标远大，文化根基深厚。
　　西方人对自己的历史文化特别有崇敬之心，而我们对于自己的传统文化有没有崇敬之心呢？我们一向西方人学习对自己文化的自信心，对自己文化的骄傲。西方的历史是宗教文化的历史，它的政治制度维护的是公平正义，它的宗教教育培养了人们仁慈博爱、诚实守信的道德情感。他们的社会治理是靠两手抓：一手抓公平正义的制度建设，一手抓仁慈博爱的道德教育。我们向西方学习，现在仅仅看到了西方重视民主法治的一面，认为把西方的民主制度搬到中国来，我们出现的社会问题就可以解决了，其实不然，我们在“异体移植”出现了种种弊端，造成了社会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出现了贪污腐败盛行，言路不够畅通，黑帮势力强大，部分地方人权遭到践踏，贫富悬殊拉大，国有资产流失，假冒伪劣充斥，食品安全堪忧等严重现象出现。
　　什么是“异体移植”？就是我们把西方某些看似很合理、很完善的制度搬到中国来，这个制度在西方可能运行得很好，但是搬到中国来就出现问题。如安利公司就是最好的例证。安利公司是一家全球经营的跨国公司，公司中有一个“无偿退款制度”。“无偿退款制度”是全球通行的，这个制度就是你买安利公司的产品，产品用光了，剩下一个空瓶子，如果你对它不满意，你还可以拿着空瓶子到公司去要求退款，而公司会把你所有的货款退还给你。为什么呢？因为安利公司觉得自己的产品很好，没有人会对它不满意。这个制度在任何一个西方国家推行时，都没有出现问题。因为西方长期的宗教文化教育使人们把诚实守信作为自己为人处世、待人接物的基本原则。这个看似很完美的制度搬到中国来时，却遇到了挑战。安利公司到中国，“无偿退款制度”给很多人带来了机会，这些人把这个产品用完后拿着空瓶子到公司要求退款，每天要求退款的人排成长队，最后使安利公司不得不在中国改变了这个全球性通行的“无偿退款制度”。
　　从安利公司这个例证可以看出，这不是制度问题而是人的问题。安利公司的分配制度被哈佛大学的工商学院誉为“几乎是无懈可击的、无可挑剔的分配制度”，觉得很完美，但这个看似很完美的制度，来到中国却遇到了种种挑战。因此，如果人的道德素质没有提升，仅仅把制度搬过来，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同样我们把西方的民主制度引入到乡村村委会的选举，进行民主投票，但是因为村民的道德素质、理性能力不够，谁给他送好处、送礼物他就去选谁，最后怎么样呢？出现了大量贿拉选票、营私舞弊的现象。我们的祖先孔子早就告诫后代：“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
　　当代西方有位著名的美德伦理学家麦因泰尔，他的成名是因为他写有两部著作，第一部是《追求美德》，第二部是《谁之正义？何种合理性？》。他之所以有名，是因为他批判了罗尔斯的“正义论”，他认为，伦理学的任务不应该是设计正义的规则和正义的制度，而应该回到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美德伦理，应该把培养人的美德作为伦理学的核心任务。在《追求美德》中，他又说：“无论道德原则有多么具体和完美，如果人们不具备道德品格或美德，这些原则就不会起作用。”同时他还指出：“对于法律的应用而言，它仅仅对那些拥有正义美德的人才可能发挥作用。”我国早在春秋战国时期，荀子曾说：“故法不能独立，得其人则存，失其人则亡。”意思是讲，礼法制度不能够单独地起作用，在夏商周的时候，礼法制度都非常完备，也成就了一代又一代的盛世。但是他们的末代子孙并没有依照他们先祖所制定的礼法制度来治国，最后走上了骄奢淫逸的道路，导致亡国。在西方安然公司破产就是一个最好的案例。
　　安然公司是美国的一家大公司，曾在世界500强企业中排名第七名，它的年营业额高达上千亿美元，可以说是一家在世界上非常有实力的公司，那为什么说垮台就垮台了呢？现在西方企业的CEO（首席执行官）都是聘用来的，为了使有能力的CEO帮助自己的企业提升经济效益，CEO的工资都是和企业的效益密切挂钩，企业效益好，CEO的工资就高；反之，企业效益低，CEO的工资就低。企业经营是有起伏的，当企业经营不好的时候，效益当然就低，股价没有增长，这时CEO的工资受到影响，于是CEO与企业之间产生矛盾。那怎么办呢？企业没有效益，他就没有工资，为了工资，CEO就千方百计地制造效益。
　　制造效益就必然出现假账。安然公司CEO造假账是通过安达信会计师事务所给他造的。为什么这些会计师给他造假账，因为安然公司CEO用100万美元一周的报酬收买了这些会计师。结果在三年时间内，安然公司制造了6亿美元盈余的假账，掩盖了29亿美元的负债。安然公司董事会有29个董事，他们都持有安然公司的股票，他们也都知道公司的效益是造假账造出来的，因此，当安然公司股票升值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董事会的29名成员就同时把自己所持有的173万股的股票全部抛售了，赚取了11亿美元进行分赃。但是，他们造假账的行径很快就暴露出来了，结果他们还没有去享受11亿美元时，安然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被判处有期徒刑165年；另一个董事会成员用分赃的钱买了一辆高档的豪华轿车，但他知道事情会败露、会入狱，怕入狱后亲人会见他很难堪，便在这辆高档豪华轿车内开枪自杀。
　　安然公司破产被人们成为美国经济界的“9•11”事件。这是因为安然公司造假账败露之后，美国政府开始了着手调查各大跨国企业制造假账的情况，结果调查发现各大跨国企业几乎都有制造巨额假账的历史。2002年美国政府发布了一个报告，报告中指出：2001年这些假账为美国社会造成了2000亿美元的损失。从报告中我们可以看到，美国金融危机的出现不是偶然的，那是一些公司高官不讲道德、没有诚信、良心泯灭所导致的。因此，温家宝同志讲：金融危机在本质上是一场道德的危机。
　　美国安然公司破产以后，美国的商学院将全面品质管理的课程（即TQM）改为全面伦理道德管理课程（即TEM），但遗憾的是，商学院虽然改了课程，但学生在选择商业伦理课、企业伦理课的时候，他们的目的不是为了提起对社会的责任感，找回自己的良心，而是为了知道那些行为可以做，那些行为为了逃避法律的制裁。安然公司案例告诉我们“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
　　现代人为什么认为在解决问题上，中国文化比不上西方文化，这是因为这些人都是从结果上找答案，而且还要求迅速解决当前问题。比如在环境文化中，对一堆垃圾招来的苍蝇、蚊子，西方人怎么办？西方人拿着杀虫剂一喷，苍蝇、蚊子马上被杀死了。但是过了时间不久，苍蝇、蚊子又来了，并未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而中国人怎么办？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把垃圾移走。中国古人讲：我们要做釜底抽薪的事，而不是做扬汤止沸的事。西方文化在解决问题上都是在症状上解决问题；而东方文化则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现代西方社会出现了一些反社会行为，这些社会行为并没有触犯法律，没有达到法律制裁的标准，但是对社会和谐安定造成了很多不良的影响。如青少年吸毒、酗酒、卖淫、邻里纠纷、以强凌弱等现象，这些反社会行为现象基于西方文化是很难解决的，而基于东方文化则是很好解决的，解决的方法就是对青少年进行道德教育，培养青少年仁爱的品质和廉洁的操守。
　　中国有句俗话：“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法令不可能是完备的，再完善的法令也会有漏洞，人没有廉耻心就会钻法律的空子。现代人谈到解决社会问题都是从制度上入手，要知道制度未必能解决问题，制度好，人不好，制度没有作用。相反，只要人好，什么制度他都能做好事。好的制度必须有好的人才能制定出来，并且真正将它落到实处才行。因此，比制定法令制度更重要的是进行道德教化。我们读历史，从历史中发现，治世往往是教化大行于天下；到了乱世，往往是教化不行。
　　历史上有一个故事被传为千古美谈，这个故事就是“太宗释囚”。贞观八年（公元634年）九月初四，这天长安城朱雀大街大理寺司衙的大门前，被人围得水泄不通。事情源于九个月之前，唐太宗李世民和三百九十名死囚立了一个死亡之约，这个死亡之约就是在贞观七年的腊月，太宗视察朝廷的大狱，发现那里有三百九十名被判处死刑的囚犯等待执行死刑。太宗历来强调不要搞严刑酷法，务求宽简，他对死刑审核也极为慎重，因为死刑事关人命，一旦草率，后悔就来不及了，所以他对死刑复核制度非常重视，从三复奏变为五复奏，这三百九十名死刑犯都是经过了三复奏和五复奏的程式，实际上都是罪不可赦的，对于这样的人，太宗也是本着人文主义的精神，对他们进行了终极抚慰。太宗与这些死刑犯进行交流，他以仁德品质做了一个让人大吃一惊的决定，他跟死刑犯讲：“你们可以不受如何约束地回家和亲人团聚，在你们和家人的亲情关爱当中，度过了人生的最后时光。但是你们必须遵守一个约定，就是到明年的九月初四，自行回到监狱里来伏法。”这些死刑犯都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但太宗一言九鼎。他身边的户部尚书，大理寺卿戴胄就忍不住上前提醒，跟太宗讲：“皇上，这些可都是杀人越货，罪大恶极的人，没有信用可言，到时候他们要是不回来，怎么向天下的人交代啊？皇上您一定要三思而后行啊！”戴胄他是专门负责司法的，非常担心这些人要是一旦不回来，这个就是大事啊！听戴胄提醒自己，太宗更加坚定，答道：“我们一定用诚心才能够换来百姓的忠心，我相信他们这些人一定不会辜负这份信任。”信心坚定的太宗就放了这些死刑犯与亲人团聚，到了第二年九月初四这天，很多人都来看热闹，看这些死囚到底回不回来，看皇帝和死囚这个约定到底能不能真正实现，但人们没想到，从这个早上开始这些死刑犯真的一个一个地回来了，到了约定的时辰，来了三百八十九个人，还有一个人没回来。于是人家议论纷纷，狱吏找来名册看谁没回来，结果发现只有家住京城附近的死囚徐福林没回来。这一下不仅官员不满意，这些死囚都愤怒起来了，说徐福林没良心，良心被狗吃了，要是有机会出去，要把这个徐福林给宰了，说他是一个不讲信用的小人，都感到自己好像受了奇耻大辱。这时所有的目光都转向太宗，35岁的太宗还是非常镇定地对大家说：“我们再等一等。”随着时间的过去，大家表情都非常凝重，心想这个徐福林可能不会来了，皇上最终会因为死囚不能全部到来，让天下人看笑话。就在这个时候，远处传来了车轮声，慢慢地有一辆牛车走了过来，从车棚里探出一个人头走下车来，这个人一脸蜡黄，好像得了重病，走近一看，正是死囚徐福林。这个徐福林在返回京城路上病倒了，他急着雇了一辆牛车往京城赶，还是耽误了一个时辰。这下太宗脸上露出了笑容，他感觉到自己没有看错。这些死囚也因为信守诺言，得到太宗最大奖赏，那就是三百九十人全部赦免，这个最大奖赏让当时在场的人没有一个人能提出异议。这就是唐朝著名诗人白居易曾在诗中提到的“怨女三千放出宫，死囚四百来归狱”。
　　在文化历史长河中，虽然东西方文化有差异，但也有共同点，这个共同点就是东西方文化对话的基础，也是东西方文化进行融合的基础。东方文化是尚礼的文化，西方文化是崇刑的文化，两者在文化海洋里相互联系，相互依存，互相填补不足，共同构成灿烂的世界文化，共同推动着文化的发展和世界文明的进步。

杨玉勇

　　三、认祖归宗的时候到了
　　北京故宫里有庄严的太和殿、中和殿和保和殿，“和”是故宫建筑文化的精神，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魂。“太和”是宇宙的本体，宇宙本来是和谐一体的。“中和”是宇宙所现的相，相是平衡、中庸的，像白天黑夜交替平衡，四时寒暑运转不穷，万物有序不相冲突等。“保和”是宇宙规律的保持运用，是人要修养诚敬谦和的心态，掌握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太和”、“中和”、“保和”示现了宇宙的体、相、用，而“和”的文化正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魂。
　　我们现在建设和谐社会，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从老祖宗那里，汲取营养。儒家经典《中庸》云：“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大道也。”“中”是宇宙的本来面目，因此又称“天下之大本”，而要达到此境界，必须用“和”。道家经典《道德经》讲：“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老子指出：道生天地万物，以阴阳相交而形成均衡状态，故有宇宙之和谐。佛家经典《大方广佛华严经》中说：“一切有为，有和则转，无和则不转。”宇宙万物都是众缘和合而生起的现象，若没有各种条件和谐的结合，就不可能有宇宙万物。又说：“应观法界性，一切唯心造。”再次说明宇宙法界万有，由心性所现，与心性一体，因而本来和谐。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9月24日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的讲话中指出：“在21世纪的今天，几千年来人类积累的一切理性知识与实践知识依然是人类创造性前进的重要基础。只有不断发掘和利用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思想和丰富知识，我们才能更好认识世界、认识社会、认识自己，才能更好地开创人类社会的未来。”
　　二十世纪初，中国一些志士仁人为了探求解决中国富强、民主和科学的道路，对中华传统文化进行了强烈的抨击，说中国之所以被动挨打，被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打开闭关自守的国门，说丧权辱国的二百年就是因为中国封建，而且是吃人的封建礼教。因为中华传统文化的糟粕，影响了中国的发展，所以我们今天要把西方的德先生、赛先生，民主科学请回来？当前世界混乱，世界不和平怎么形成的？一百年请回来了，我们今天的社会怎么样？大家还不觉悟吗？这种似是而非的说法，因为老祖宗的传统文化教育导致中国国破家亡，真的吗？那邻国日本呢？日本人也是受咱们中国传统老祖宗的教育，它怎么就没有鸦片战争？它怎么就没有圆明园被烧？它怎么就没有马关条约割让台湾？谁教给日本人面对西方这么大的压力，能够脱亚入欧，日本天皇《论语》必读，《了凡四训》必读。中国只有一个林则徐，所有西方列强面对他却举步维艰，从南就上不了天津，问题是出在慈禧太后，她放弃老祖宗的教育，把中华传统文化轰出皇宫，随顺自己的烦恼和自私自利的习气，“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在主战和主和之间根据自己的利益，进行取舍和选择。而同时代的日本明治天皇，一天三顿饭变成一顿饭，把节省下来的银两送学生到欧洲去学习，遵守张之洞先生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宗旨，千变万变，我老祖宗的古作不能变，我们的智慧不能丢；西方是学问知识，我们可以学，可以掌握，以夷制夷。清朝政府拿着北洋水师的经费来建供自己奢侈的颐和园。西方列强没有打开国门的时候，清朝的王公贵族都在干什么？中国的海防图出卖，卖给英国，条件是英国打进国门之后，你把海关的收费，收海关关费给我，把中国整个的盐务，盐业给我。我把中国南方的兵炮图给你法国，等你法国打进来之后，山东的盐务给我，上行下效。韩国也是受中华传统文化教育的，现在韩国一年进口的奔驰车只有6辆，而在中国进口奔驰车一个县恐怕也要超过进口6辆。
　　现代我们提出中国梦，什么是中国梦？怎么建成中国梦？根据伏尔泰、汤恩比这样思想家他们的研究，中华民族是人类最古老的民族，最值得我们骄傲的是我们文明最深厚的民族，我们可以同化很多的民族来和中华民族共同发展、共同繁荣、进步，同时我们要让这一理念传播到全世界，让地球上最大的幸福由我们中国人来保障，让地球上最光荣的业绩由我们中国人来建树，最终建设成一个最伟大、最优秀、最进步、最庄严、最富强、最安乐的国家，这就是中国梦，也就是为万世开太平。
　　认祖归宗就是为往圣继绝学，这是全世界各国普遍遵守的原则。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政治家、领导人说，我们没有祖先，我直接从树上掉下来的。中国共产党为什么在中国能够实现推翻旧中国，建设新中国？毛泽东主席曾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列主义。毛泽东主席1893年出生，1917年他老人家24岁，24岁以前他老人家接受的是什么教育？马列主义是真理，是好，为什么只有在中国成功？因为用马列主义的人有心量，不自私，中华传统文化三个根扎得好，“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毛泽东主席说：“学，学在圣贤；官，官在天下。”当官没有什么不好，抢官要官没有什么不好，关键是看你做官为谁。
　　周恩来总理、朱德元帅、陈毅元帅，大家看看他们的传记，他们全都是大富长者，家有万贯家财舍弃，心里装的什么？中国人民。中国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被外国人污蔑为“东亚病夫”，因此，他们都以拯救中国为己任。于是他们开始选择工具，选择理论，选择方法。中国病了，到底是外科手术好，还是内科吃药调理，还是中医治疗等。马列主义是手段，是工具，得看什么人用；马列主义是好，是真理，厚德载福，你有这德行用吗？你有这本事驾驭她吗？你有这种心量实践她吗？马列主义说：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无产阶级自己。你有这种心量吗？你没有这种心量，马列主义好跟你有什么关系。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们放下名闻利养，放弃功名地位，经过艰难万险，领导中国人民一步一步地走到了今天。那么我们不容置疑，当前党风不如以前那么纯了，有些共产党员已经不像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那么敬业了，那么为人民服务了，也没有了那么大的心量，那么高的境界。那马列主义还在吗？还在。毛泽东思想还在吗？还在。为什么今天似乎不灵了，问题不出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一边，问题出在我们今天的人，他没有这种心量，没有这种境界，他们把马列主义变成自己鱼肉乡民、升官发财的手段和工具，因此，我们不能抱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过时，时没有过。
　　中国圣贤教育过时了吗？没有过时。1988年75位诺贝尔获得者发表宣言：“如果人类要在二十一世纪生存下去，就必须回到2500年前，去吸取孔子的智慧。”
　　有一位有名的研究传统文化的教授，应邀到韩国去演讲。在演讲的过程中，他使用了一个非常不恭敬的称谓来称呼孔老夫子。结果下面在座的韩国人听了之后非常地愤慨，他们不约而同地纷纷起立退场，表示抗议，因为在韩国人的心目中，孔老夫子是一位圣人，他们从小就沐浴在儒家伦理道德的教育之中，受到的是仁义礼智信的教化。这个教授是研究传统文化的，居然还这样不恭敬地称呼孔老夫子，他们就知道这样的人讲不出什么有价值的东西，所以就全体起立表示抗议，退场不听了。
　　毛泽东同志为中国共产党制订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个“实事求是”的知识产权是中国的。中国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也是中国文化精华的荟萃，翻遍西方文化的典籍，也找不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字眼，更找不出为人民的利益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思想来。
　　刘少奇同志所著《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是在儒家“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的精神启发下写出来的。这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培育了几代共产党人，刘少奇同志在这部名著中引用了孔子、孟子、曾子、《诗经》、《中庸》和宋朝大儒范仲淹等人的思想来教育共产党人，正是在这些塑造中华民族精神的中华传统文化的教育下，万千共产党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发扬革命英雄主义，带领中国人民夺取了革命的伟大胜利，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有马克思主义的功劳，也有中华传统文化的功劳。
　　在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吸取了无尽的智慧和勇气。中国民主革命的任务是反帝反封建，如果中国传统文化是维护封建专制主义的，那么，从中华传统文化中吸取巨大力量的中国共产党，不就成了封建专制主义的代表了吗？那还反什么封建主义呢？
　　在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创立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指导的、以人为本、和谐的、有商品货币关系的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是与时俱进的中国共产党，在与时俱进中，她创造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这就是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中国梦是以中华传统文化为主导吸收了西方文化中的优秀成果而提出来的，如果中国传统文化是维护封建专制主义的，那么以中华传统文化为主要内容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当今的“中国梦”，不就成为维护封建专制主义的理论了吗？

杨玉勇

有人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于中国封建专制时代，当然是维护封建专制主义的，这只能说这些人对“文化”的无知。那马克思主义理论产生于资本主义时期，那马克思主义是维护资本主义统治的吗？是资本主义的文化吗？
　　中国传统文化是来源于天道的人道，是我们的老祖宗从天道悟出来的。《阴符经》云：“观天之道，执天之行，尽矣。”这是对中国文化的来源和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奥秘最高最好的概括。天道就是宇宙运行的规律，大自然不会说话，只会表演，周而复始，真诚无欺。我们的老祖宗正是通过对天象反复的观察，醒悟出大自然的运行规律，用以指导自己的行动，并且创造了文字，代代相传，给我们留下了“天人合一”的万古长青的人道，这就是中国文化。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概括起来由公、诚、仁、中、行五个字组成。同时中国文化也是个大概念，它是由一系列小概念组成的。中国文化包括中国上下五千年全部典籍文物，特别是作为儒家基本经典的十三经，荟萃了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涵盖了中国古代文史哲以及政治、伦理、语言和社会制度等诸多领域，是为人类服务的大智慧、大学问，是超时空、超阶级、超民族的，具有普世价值。中国文化的主干是儒释道，从历史的渊源来说，它是最好的人学。老子的《道德经》是专门写给执政者的教科书，教育领导者执政为民；孔孟之学是仁爱之学，教育包括执政者在内的一切人要以人为本，关爱一切人；佛学教育人普度众生，存好心、说好话、行好事、做好人。中国传统文化集中到一点，就是教育人克服自私自利之心，做一个真善美的人。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公”就是无私、公平、公正；“诚”就是诚实，真实无欺，不欺骗自己，也不欺骗别人；“仁”就是仁爱，人与人之间互相敬爱就是慈，要舍己为人；“中”就是中庸之道，无过，无不及，不左也不右，恰到好处；“行”就是行动，就是力行。这五个字构成中华民族的道统，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她指引中华民族创造了辉煌的历史，也必将指引着中华民族创造更加辉煌的未来。
　　中国文化中有糟粕，这是事实。比如，帝王思想、封建专制主义思想等，这些封建主义的东西曾经给中国人民带来过巨大的灾难，它的余毒至今尚未完全肃清，成为今天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严重障碍，因此，我们必须进行深入持续的批判，肃清其余毒。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在中国文化中，精华是主要的，糟粕是次要的。
　　东西方文化的产生是由天体运行规律形成的。我们知道，天体的运行将地球分为东半球和西半球，铸成了两种不同的自然和人文环境，产生了两种文化，这就是以欧洲文化为代表的西方文化和以中国文化为代表的东方文化。这两种文化是人类创造的共同财富，对各自所在社会的发展都起到过重要作用。由于相互交流，对人类社会的整体发展也起到过重要作用。由于产生的地理、历史条件的不同，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又有着本质的区别，西方文化的本质是以物为本，以斗为贵，其核心价值观是竞争、斗争、战争和毁灭；而中国文化的本质则是以人为本，以和为贵，其核心价值观是仁爱、互爱、互助和大同。
　　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各有所长，又各有所短。西方文化的长处是竞争，竞争是物种进化的原则，它对于促进动物向人类的转化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对于自然科学的发展有很大的推动作用。但是竞争最大限度地刺激了人的自私自利性，并且无法克服这种自私自利性，这是西方文化的短处，也是西方文化的致命伤。
　　社会的进步固然要看科学技术的发展程度，但是，这不是主要的。从根本上说，社会的进步归根到底要看人的进化程度。大家知道，宇宙进化分物质进化时期、物种进化时期和人类进化时期。物种进化的原则是竞争，人类进化的原则是互助。中国文化的长处是互助，互助对于克服人的自私自利性，促进人的进化和社会和谐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但是由于中国文化缺乏竞争性，致使自然科学发展缓慢，这是中国文化的短处。对于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产生渊源来讲，非人类自己所能决定的，是由宇宙运行规律决定的，谁东谁西，谁长谁短，不是西方人说了算，也不是东方人说了算。
　　中国自古以来实行的是互助原则，这说明中国早就进入了人类进化时期；而西方国家至今仍然实行竞争原则，说明他们还处在物种进化阶段。从这方面来看，西方国家比中国落后了一个进化时期，就是说，在宇宙进化方面，中国先于西方国家，这是事实，也完全归功于中国文化。
　　马克思把资本主义社会看作是人类社会的史前期，认为只有在未来的高级社会，人类社会才能进入正史期。人类社会如何从史前期进入正史期，实践证明，从以竞争为核心价值观的西方文化中找不出好的办法来，真正能够促进人类从史前期进入正史期，真正能够救中国救世界的只有以仁爱为核心价值观的中华传统文化。为此，20世纪70年代，英国著名历史哲学家汤恩比教授指出：“真正能够解决二十一世纪社会问题的，只有中国的孔孟儒学与大乘佛法。”因此，中国认祖归宗的时候到了。

劳丁

认族归宗炎黄真情